文档介绍：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台湾岛外的朋友,希望我谈谈五四。做为以思想家、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够把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这些雕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共产党、甚至还提到「梁任公(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吗?』事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