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三农”问题渊源考——兼论其解决之道
庞绍堂
内容提要:“三农”问题古己有之,基本上反映了阶级利益的对立。社会主义“三农”问题源自传统模式以“三农”作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对象、来源。此积累呈现三重性。传统模式特殊类型的二元结构的核心制度安排是二元财政体制,这一体制造就了当代“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经济——政治的共生问题,必须通过经济——政治改革才能根除,这是建设新农村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三农传统模式工业化原始积累二元财政体制
“三农”问题古已有之,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之际的辗转途中,借宿于一朋友家时,就曾碰见过一个一无所有但仍被要求交赋调庸者,且为一老妇。杜甫作诗云:“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襟”。晚唐诗人杜荀鹤也有类似描述:“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顺便说一句,由此可见将西学之“国家——社会”两分法之分析框架,用以分析中国乃至东方国家一元化社会的幼稚与无知。上述唐代状况,遍见于古、近代。马克思一言以蔽之,采用经济以外的手段剥夺农民,且对农民的剥夺致其简单再生产也难以为继时,谓之超经济强制。⑴超经济强制,实乃古代及近代“三农”问题之根源。通俗言,即以政治权力剥夺农民的经济利益,且常常剥夺到其简单再生产也难以持续的地步。古、近代国家的这种剥夺,不能说完全没有支撑其公共职能的需要,如平息内乱,消弭外患,巩固边防,开建公共工程等等,即为国家公共职能之履行。汉武帝由消解外患发展为穷兵黩武,导致“文景之治”留下的丰盈国库消耗殆尽,终致其后“三农”问题日趋严重,动摇了国家根基。但古、近代国家对于农民的剥夺,更多的则是出于统治阶级挥霍的需要,老子即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⑵老子已看穿了古代“三农”问题的实质及其绝对可能的恶果。可见,古近代“三农”问题,更多反映的是阶级利益的对立、相抗。
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农”问题(凡斯大林模式即传统苏联模式下的国家,均有较严重的虽程度不等的“三农”问题),其根源及本质当然有别于古、近代国家,但表现形式及致其产生的手段(路径),却与古、近代国家何其相似乃尔。追根寻源,社会主义国家的
“三农”问题,源自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
1928年,苏联政府的粮食收购指标未能完成。当时的苏联,仍然实行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农民在完成国家税收后,可以自由进出市场。苏联政府在征收农业税后(实物税,税率虽前后略有变化,但一直较低。此点在当时无可非议,发达国家皆征收之),还要求农民按政府制定的价格,将部份可卖向市场的粮食卖给国家,此谓政府收购。当政府价格与市场价格相接近或相差无几时,农民或其大多数还是乐意支持收购的,由此可见“新经济政策”对于农民积极性的调动及对农民觉悟的启迪。但当政府价格较低于或远低于市场价格时,农民当然选择将粮食卖向市场。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切经济行为归根结底以价格信号为转移。更遑论“理性经济人”假设了。也许,正因为市场经济制度安排契合“理性经济人”本质,才能充分刺激、调动人的积极性,赋予经济—社会以内源增长机制与动力,促进人类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尽管每个人追求的是个人的利益,但其叠加,乃社会利益的实现。亚当·斯密谓之“看不见的手”。此“手”并非指价值规律,而指的是“理性经济人”。顺便纠正一下学界的一贯讹误。解决当时苏联政府粮食收购不足(达不到指标)的方法今天已非常简单:政府去市场采购;或政府提高收购价。但斯大林均不愿如此。相反,他认定“新经济政策”滋长了苏联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滋生了大量的富农即农村的资产阶级,苏联农民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已大成问题,致其强化其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的对抗。斯大林担心,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将不能指望农民的自觉支持与配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的吃饭问题、轻纺工业的原材料问题、机械工业与重化工业的相当一部份市场问题等等,均须依赖农业解决。农民如此,焉能指望。斯大林不失时机地提醒全党列宁的一段名言:小生产是经常地、不断地、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⑶这种产生,当然与社会主义不相容。后人不能苛求斯大林应当接受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的相容性。尽管列宁认识到了并完全接受。由此,斯大林果断决定停止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转向后来人们熟知的“斯大林模式”,以加快苏联的工业化进程。斯大林模式的根本特点就是大规模的全国公有制与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全面公有制的本质,是国家掌控资源;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本质,是国家配置资源。目标指向,是加速苏联工业化,倾斜于重工业化与军工化。1928年,苏联成立国家计委,为实施斯大林模式作准备。20年代末
—30年代初,以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并伴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