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谈谈汉代学一度兴盛的原因在经学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出现以后,《春秋》三传中,属于今文的《公羊传》和属于古文的《左传》,都曾长期受到人们的瞩目和重视,与《公羊传》同属今文的《谷梁传》则少有问津,显得门庭冷落。实际上,西汉后期也一度有过“《谷梁》之学大盛”的局面,并影响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今天,我们探讨《谷梁》学兴盛一时的原因,对深入研究古代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同《公羊传》相比较,《谷梁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力主仁德之治,而这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众所周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归根到底是崇尚《公羊传》,尊崇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派。汉武帝时期,“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1,使各种社会矛盾包括同姓诸侯与中央皇权的矛盾日趋激化。虽然汉武帝一直提倡礼制的建设,但他更重视以暴力的高压手段处理问题,“不暇留意礼文之事”2,并对刑名法术之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转而实行严刑峻法,嗜杀无度。《公羊传》既有倡导礼乐仁德的一面,又有近于刑名法术之学,偏重法治的一面,而且后者显得更突出一些。《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说:“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意谓臣子对君父不能有弒逆的念头,若有了这种念头,就可以将其诛杀。当时守《公羊》义的儒者中,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对酷吏张汤十分赏识,董仲舒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其弟子吕步舒则参与处理淮南王刘安谋反一案。另外,还有不少亭疑法”8。对汉武帝来说,“圣人(《春秋》)、巫师(阴阳五行)、刽子手(刑名)混合的《公羊》学,恰恰供给他残忍雄猜的暴行以理论根据”4,且与他“一君之身趣好殊别”5的性格相符。《公羊》学得宠了,取得了几乎独尊的地位。汉武帝死后,随着战争机制的解体和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呼声高涨,与《公羊》有密切关系的刑名法术之士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和斥责。昭帝时,议盐铁而罢榷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生产得到迅速恢复,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宣帝即位后,要求“稽古礼文”,实行礼乐教化和仁德之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心态,成了大夫众口一辞的呼声和为政治民的准则。王吉曾吁请宣帝“与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理,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8。据《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载,起初赵广汉为颖川太守,见当地豪强横行,“俗多朋党”,便以法术威制豪强,“构会吏民,令两告讦”,结果“民多怨仇”,很不得人心。后来韩延寿出任太守,一反赵广汉所为,崇礼仪,重教化,“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安于田亩,颖川大治。这可以看作当时社会风尚的一个缩影。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公羊》学显然已经不能再当作统治思想的主要部分,《谷梁》学要走上前台,取而代之了。在《谷梁传》中,称引古礼之处比比皆是,如《隐公元年》载:“礼,赗人之母则可,娼人之妾则不可。”《隐公二年》云:“礼,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从人者也。”《桓公三年》:“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谷梁传》屡屡高扬传统礼仪,倡导礼乐教化,贬斥非礼行为。清代钟文说。“《谷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夫贵礼贱兵,内夏外夷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