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高校“去行政化":
原因、本质和路径选择
王琪
一、高校“去行政化”的原因:以行政的逻辑办教育
从源头上看,现代大学起源于中世纪,是一种具有行会性质的人才培养机构。最初,既有学生负责管理的大学(学生型大学),也有教师负责管理的大学(教师型大学)。后来,学生型大学逐渐衰落,教师型大学则不断发展。中世纪大学职能单一, 主要培养神学、法学、医学及文学的专业人才;组织结构简单,有时一名教师(师傅)就可以形成一所大学;校址也不固定,与社会的关系与一般的行会并无多大差别。因此,中世纪大学需要处理的内外部事务也比较简单。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几乎不需要任何行政机构,日常事务完全由教师管理。教师行使的权力与行会中师傅行使的权力相同,当然不存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冲突。随着大学逐渐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中心,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国家逐渐加强对大学的控制;同时,随着大学自身组织机构的复杂化程度提高,也需要专门的行政人员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处理行政事务,大学内部的行政机构和行政权力逐渐形成。而由于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价值取向、权力来源、权力行使方式等不同,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但西方大学有着深厚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的传统,在发展过程形成了相对健全的保护学术权力及学术自由的机制,制衡行政权力,保障大学按照自身的逻辑、遵循教育规律发展。
我国大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其产生不是自下而上自发式的,而是靠政府行政力量推动下设立的,它不可能像西方大学那样通过特许状的方式获得特权,使得学术权力有高度独立的生存空间。我国又缺少西方社会学术自由的传统,大学产生之初,学术(权力)便处于弱势地位。我国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不仅仅是一所人才培养机构,还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那么,它受行政权力的控制、按行政逻辑运行也就不可避免了。辛亥革命后的大学,经过蔡元培等教育家的努力,学术权力虽然取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但依然不断受到外部行政力量的干预,蔡氏多次愤然辞职便是最好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集权的管理方式使得大学的运行几乎完全按照行政的逻辑,各种“运动”使学术权力在大学内部的地位降至最低。
当前,我国高校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具体表现为几个方面。
首先,高校几乎是政府的“附属机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直接干涉学校内部事务,高校缺少相应的办学自主权。不同的院校有着不同的行政级别,不同级别院校的校长也相应享受着不同的行政待遇。高校内部的行政机构按照政府的行政机构对口设立,否则就可能会影响学校资源的获取。北大在1999年的改革中把社会科学部和科研部合并成一个部门,结果有关部门就“不高兴了”,理由是“你把社会科学部合并了,如果其他的大学都效法,那我以后干什么?”“所以你合并社会科学部,我就不给你科研经费,北大后来被迫又把它分开”。‘。’外部行政权力对高校内部事务的干涉可见一斑。
其次,在高校内部,行政组织和权力占据主导地位,学术组织的地位被弱化,学术事务的管理也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如学术委员会的作用被弱化甚至是形同虚设,而许多学术事务的管理如科研规划、科研经费预算和审核、科研项目确定、学术带头人的评选、教师职称的评审、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学、学生学位授予等,大多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运作,学术委员会及其他学术组织或学术主体很少参与其中。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