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论曾国藩的理学创新与湘军的军事伦理建设
李威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曾国藩理学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背景、社会思想背景和个人哲学背景,并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义理在于经世,纳“经济”入理学;理学即是礼学,发礼学之新意;“内仁外礼”,拓宽道德修养论。曾国藩将其新理学应用于军事建设中,形成了湘军独特的以“忠”为最高价值目标、以“仁”为内在的道德标准、以“勇”为基本道德品质、以“礼”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军事伦理思想。
关键词:曾国藩;理学;湘军;军事伦理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一
经历了宋明理学的高度辉煌和发达后,清代理学“学理无创新”,“无主峰可指”龚书铎,《清代理学的特点》,《史学集刊》,2005年7月,第三期
,正一步步走向沉寂。道、咸以后,鉴于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双重危机,各地理学之士纷纷活跃起来,把解决危机的希望寄托于理学的重振。作为“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这时高举振兴理学的大旗,一定程度推动了理学在晚清的复兴与创新。
1、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
曾国藩处于清政府陷入深重的政治和文化危机之时,时局几至于不可收拾之地步。外敌入侵,割地赔款;杨洪发难,席卷半壁江山;清政府内部吏治腐败,银荒兵弱,百弊丛生。清朝统治岌岌可危。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指出,时局已是“百废莫举,千疮并发,无可收拾”《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第一页
;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劣兵蠹役,豢盗纵盗,所在皆是”。《曾国藩全集·奏稿》第31页
其中,他尤其对虚浮不实的社会风气感慨良多,“近世以来,士大夫相大恩与为县遁之言。县遁者,设与之论东方,则泛称西事以应之,又变而之北,或变而之南。将东矣,则诡辞以遁之,虚悬其语而四无所薄,终不使其机牙一相抵触。友朋会合,咨寒而问暄,同唯而共诺,漠然不能相仁。臣下入告,则择其进无所拂,退无所伤者言之。一有不安,终不敢言。一时率为孤县善遁之习。背怨向利,所从来深已。”《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88页
意欲承担晚清“中兴”大业的曾国藩,当时的社会矛盾激发起他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曾国藩全集·书信》第431页
面对现状这种历史责任感实即经世入世的精神。在儒家文化中浸染成长的曾国藩,自然而然地把社会危机的原因归诸人心的陷溺,归诸礼崩乐坏,归诸儒家伦理道德的缺失。顺理成章,以理学为核心的孔孟之道成为他匡扶救拯的药方。这样,在社会剧变的影响下,理学名儒国藩蒿目时艰,慨然有触于胸中之所积,发出“以己之所向,转移风俗,而陶铸一世之人”的呼声,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82 页
走向经世致用,建构起理学经世的思想。
2、脱离实际,训诂考据的社会思想背景
乾嘉时期,汉学盛而宋学衰。清代汉学的基本方法是考据学,价值取向是以“实事求是”为标志的“求真”精神。应该讲,求真又会推出致用的价值取向。然而,乾嘉时期,虽然也有一些理学家仍抱经世关怀,但从主流看,当时汉学家的价值取向是求真而非致用,故学术研究多与国计民生无关。乾嘉汉学在治学内容上以儒家经学为核心,又认为儒家的经典愈古愈真,甚至认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