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999-5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林毅夫蔡昉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林毅夫蔡昉李周从1953年的“一五”计划起,直到1978年改革开始为止,我国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一种典型的赶超战略。在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是所有落后国家和地区共同的热切愿望。然而,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经济,大都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化、旷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积重难返的经济结构失衡的困境之中。一些没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反而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明星。第一个成功的故事发生在日本,紧随其后的是地处东亚的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在过去数十年,这些经济以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相同的起点,实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绩效,成为世界经济中高速、持续经济增长的典型,被誉为“东亚奇迹”。WorldBank,"TheEastAsianMiracle: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尤其是当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这种发展经验是否还有普遍意义,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对“东亚奇迹”现有的各种不同解释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一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起步的。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其工业化水平在50年代初期仍然很低,资本和外汇十分稀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0美元左右。但是,这些经济得以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持续、快速增长。随着资本、技术的积累,它们又逐步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进入或接近发达经济的行列。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经济中,高速增长还伴随着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一系列社会福利指标的提高。关于日本、东亚四小龙何以能够成功地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从而达到了赶超或接近发达经济的目标,学术界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解释。有不少研究者的解释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这些解释显然暗示着,这些经济的成功与经济因素无关。其中一种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解释。例如有人观察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深受儒教思想的影响,认为勤恳耐劳和奉行节俭的儒教文化是这些经济实现成功赶超的原因(例如金耀基,1987年)。如果事实真是如此,其他国家实现经济成功发展的机会就相当有限了。因为文化是不同的,而且是最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的。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就在儒家文化的濡染之下,但为什么它们并没有在16世纪、17世纪率先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此外,同样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许多其他国家并没有实现同样的经济成功,而许许多多与儒家文化无缘的国家却更早地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如果要说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应该执天下之牛耳。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落后的历史表明,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她的经济发展绩效并未得益于这种文化传统。相反,有着类似的思想方法的文化极端主义者,却知耻于落后挨打的民族地位,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可见,用儒家文化解释不了“李约瑟之谜”,也无法回答东亚奇迹产生之谜,正如这种解释本身就否定了用所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著名的“韦伯之疑”(Weber,1991)所作解释的有效性一样。第二种解释是由一些从政治地理的角度观察问题的学者作出的。他们认为,由于长期的东西方冷战,美国和西方国家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提供了大量的投资和援助,以期减弱社会主义阵营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同时美国也更加乐于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知识、技术和开放市场(例如Haggard,1988,;Woo,1991,)。然而,问题在于当年卷入冷战的国家远不止这些实现成功赶超的经济,为什么成功者寥寥?按照这个逻辑,亚洲的菲律宾和大量拉丁美洲国家都应该在这个成功者的名单上。而恰恰是这些国家成为经济发展不成功的典型事例。可见,由于冷战的需要而形成的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充其量可以视为促进成功的经济发展的辅助性因素,而远非决定性因素。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东亚成功原因,吸引了经济学家的兴趣,揭示了许多事实,并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假说。我们可以将这种种观点归纳为三类。提出第一种假说的学派以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为代表(参见WorldBank,1993;James,,1987)。他们认为这些经济的成功是由于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价格扭曲较少,资源配置得当且效率高。但这种解释过于理想化了,从而远远不能令严肃的观察者满意。因为人们同时很容易观察到,事实上,这些经济同样存在着明显的政府干预,竞争障碍乃至价格扭曲和贸易保护也是存在的。例如,台湾、韩国和日本都曾经积极地采用了进口限额和许可证、信贷补贴、税收优惠、公共所有制等等手段,以培育和保护其幼稚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