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收稿日期:2008-09-29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羊学发展史”(07BZX033)。作者简介:黄开国(1952—),男,四川大英人,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特聘教授。 2009年第1期总第208期齐鲁学刊QILU JOURNAL 《公羊传》的形成黄开国(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摘要:《公羊传》是《春秋》齐学的经典。以《公羊》出于子夏或是曾子等说,皆非定论,《公羊传》应该出于子夏、曾子等人。《公羊传》六次出现的鲁子,非曾子之误,而是对鲁地传《春秋》齐学者的统称。将《公羊传》著于竹帛的是公羊寿与胡毋子都,但其书却是传《春秋》的齐学先师的共同成果。《公羊传》以公羊为名,其实却是《春秋》齐学,后人不知名实之异,而有关于《公羊传》传承的各种误说。关键词:公羊传;齐学;先师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9)01-0005-08 从孔子著《春秋》到《公羊传》的著于竹帛,经过了三百余年的时间。对《公羊传》的形成,历史上是异说纷纭,至今迄无定论。这些说法各有所见,也各有所缺,若能取其所见,补其所缺,就可以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一、《公羊传》源出七十子中的子夏、曾子诸人《公羊传》的最初源头,一般都以为源出子夏。《孝经·钩命决》说:“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商即卜商,字子夏,卫人,为孔子弟子,是七十子之一,以文学著称。这是以子夏与曾子分别为孔子的《春秋》、《孝经》的传人。据徐彦疏,“《春秋》属商,《孝经》属参”之说,为《孝经说》引孔子语[1](下册,P2195),是纬书的说法。纬书成书在西汉末年,而儒家传记往往多托名孔子,故孔子未必有以《春秋》传于子夏,《孝经》传于曾子之说。但是,这一说法可能是汉代经学的流行说法,才得以写入东汉被称为内学的纬书。在纬书以外,东汉戴宏的《序》也以子夏为《公羊传》的最初传人:“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谶。”[1](下册,P2190)《三国两汉学案》说戴宏字符襄,为济北刚县人,为治《春秋公羊传》的经学[2](P441),《榖梁注疏》说,“《公羊》、《左氏》论难纷然,贾逵、服虔共相教授,戴宏、何休亦有唇齿”[1](下册,P2444)。但《后汉书》无传,只是在《吴佑传》中言及戴宏:“佑以光禄四行迁胶东侯相。时济北戴宏父为县丞,宏年十六,从在丞舍。佑每行园,常闻讽诵之音,奇而厚之,亦与为友,卒成儒宗,知名东夏,官至酒泉太守。”[3](《吴延史卢赵列传》)据此,戴宏当为汉安帝时人。东汉经学特重家法,各经博士皆据家法为说,戴宏之说当本于师说,非他所杜撰。何休的解诂《公羊》也以《公羊传》源自子夏,可证《公羊传》出于子夏可能是东汉《公羊》学的共同看法。在东汉以前,并无《公羊传》出自子夏说。只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俞序》引《春秋》先师之说时,曾两次引及子夏,子夏也是《俞序》唯一两次引其说的《公羊》先师,董仲舒是西汉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公羊》学大师,东汉《公羊》学的严、颜之学均出自董仲舒,戴宏无论是治严氏还是颜氏之学,都有可能得闻董仲舒之说。故戴宏之说可能源出董仲舒,但是,董仲舒引传《春秋》的先师,在孔子弟子七十子中,还有子贡、曾子,此外还言及其他的《公羊》先师,并非只5有子夏一人,戴宏则变为子夏一人。但是,戴宏此说则得到后来的普遍认同。如荀崧《疏请增置博士》说:“儒者称公羊高亲受子夏。”[4](卷三十七)陆德明说:“公羊高受之于子夏。”[5](上册,P14)洪迈说:“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6](卷十四)这与子夏在孔子弟子中的特殊地位与在经学传承中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洪迈的一席话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①指《子夏易传》,朱彝尊以为“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此书不行已久,今所存多失真本”(《经义考》卷五)。②徐防上疏原文为:“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第三十四》卷四十四)③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十》说:“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或云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传》一篇,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榖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后汉徐防上疏云:《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②斯其证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