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典论·论文曹丕(187—226),字子桓,沛国焦(今安徽亳州)人,是曹操的次子。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ll),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正月操卒,嗣位为丞相、魏王。同年十月,以“禅让”方式代汉自立,国号魏。在位七年,卒谥文,称魏文帝。曹丕乃是乘曹操所造之势水到渠成地做了皇帝。他缺乏曹操的政治远见和雄才大略,在政治和军事上并无突出作为;然在文学事业方面,因其“天资文藻”、“才艺兼该”(《三国志·文帝纪评》),建树颇多。在当年的邺下文学集团中,他既不同于曹操的高高在上,也不像曹植那样率意任性,所以成为这个集团事实上的核心与领导人。曹丕生前曾编集自己的作品。今传《魏文帝集》则系后人所辑。《典论》是曹丕“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其成书当在建安之末。《论文》为其中之一篇,文章篇幅不长,却提出了反映当时文学风气转变的新观念和新思想。鲁迅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则《典论·论文》可以看作是这一时代我国文学走向自觉的理论标志。兹括其论文大旨如下。一、作家论和批评论曹丕撰写《典论》的当时,建安文学已成一代彬彬之盛。足以代表建安文学成就者,也就是曹氏父子以及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炀、刘帧等人。曹丕从中挑出七人,把它作为一个作家群体来进行研究,“建安七子”的名目因之成立。其文略云:“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湾,山阳王集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展无瑜,汝南应杨德南,东平刘帧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取畅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P60)”又云:“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案之匹也。如某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于之《玄猿》、《漏危》、《圆扇》、《桔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十能称是。琳、偶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扬和而不壮,刘帧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诗也。”曹丕所作的是平行的比较研究,从比较中指其所长揭其所短,从比较中见其风格特色。精当的分析和公允的评价显示了曹丕作家研究的实绩,亦足以见出他作为一代文坛领袖宽广的胸怀和雍容的风度。然其目力所注尽在艺术之得失,并无意于对这些作家作政治道德的评判。这样的作家研究是前所未见的,故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论建安七子属于曹丕的批评实践,而这种批评实践同时又引发他对批评理论的一份关注。以曹氏父子和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固然赢得了空前的繁荣,然七子各恃其才,各骋其能,以此不能相服,则于文学发展未始不产生负面的效应。为此曹丕不无忧虑地指出:“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这几句话可以理解为从一般社会心理和作家个人修养方面,推求“文人相轻”现象产生的原因;而如果向更深的层次去追索,那么上述种种表现,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对于文学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无知。这样,曹丕的文章就自然地过渡到对两个核心的理论问题——文体论和文气说——的阐释。因为从创作的主体来说,是人各有气;而就作品这一客体来说,则文非一体。一般的作家往往是各有偏胜,很少有人能兼擅各体文章的写作。对于文学创作的这一特点和规律如果缺乏认识,那么他在批评具体作家作品时,就很难做到持平和公允。在文人中间滋长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风气,既不能产生正确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