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曾国藩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然而对他的评价却大毁大誉,差之天渊,正如章太炎所论:“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在改革开放的当今,又一次出现研究、评论、仿效曾国藩的热潮。不仅是史学界、文化界、士农工商无不关心死去百余年的曾国藩。有人称之为“曾国藩现象”。曾国藩毕竟是历史人物,这本《曾国藩本传》旨在如实反映曾国藩的一生史实,帮助大家研究了解,或能透视“曾国藩现象”的本质。总序从90年代开始,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个研究、评论曾国藩的热潮。当前,这个热潮已波及到历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等各领域,并广泛影响到政界和工商界。被人们称之为“曾国藩热”或“曾国藩现象”。对这一特定环境和条件下出现的历史文化现象,有人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考察。认为其基本原因是:世界范围的儒学复兴热潮,为“曾国藩热”的产生准备了良好土壤;新形势下新道德重建的社会呼声,为“曾国藩热”创造了必要前提;领袖崇拜的自然延伸和向纵深发展,推动了“曾国藩“热”的出现和形成;长篇文学作品《曾国藩》的出现,促使“曾国藩热”由学术热潮转为社会热潮,等等。上述分析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如进一步考察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深层次思想根源,就不能不承认它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冲破某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之后,实事求是精神的回归和思想解放进一步深化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从这个意义看,当前形成的“曾国藩热”、“曾国藩现象”,不仅关系到曾国藩及其家族的誉毁荣辱,也关系到学术研究、新道德重建、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问题。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盖棺论定”。意思是说,一个人活着,生命没有完结,还要从事社会活动,因此,无法对他作出定评;只有在死去之后,才可能对他一生的是非功过作出定论。然而事实上,有些人死后也难以“盖棺论定”。这在中国历史上颇不乏人。曾国藩可算是一个典型。曾国藩死后120多年来,人们对他的评说褒贬异词,大毁大誉。有人推崇他是“中兴名臣”、“理学宗师”;有人指斥他是“汉奸、刽子手、卖国贼”。誉者奉为“完人”、“圣哲”.推崇备至;毁者切齿痛恨,口诛笔伐,全盘否定。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新体系建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曾国藩主要是以“汉奸、刽子手、卖国贼”而被载入史册的。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搞影射史学,把一部中国近代史歪曲篡改为儒法斗争史的继续,曾国藩除了“汉奸、刽子手、卖国贼”的几顶帽子外,又被列为近代大儒,成了被打倒的对象而大加挞伐,真是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千万只脚。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历史学家是分属于不同阶级的。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运用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即使对同一个历史人物也会得出不同以致截然相反的论断。评价曾国藩出现的大毁大誉,就是由于论者出于阶级的、政治的目的和人为的需要,对曾国藩进行任意改塑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要求历史家分析、研究社会历史,不能离开时间、地点和条件,不能借古人古事说今人今事,随意作历史类比,任意改塑历史人物。否则,便背离了科学地观察社会历史的根本要求。马克思本人就极力反对肤浅的历史类比,借古说今。波拿巴恢复帝制,建立独裁统治,当时有人把他比作古罗马的独裁者恺撒,遭到马克思的反对。他指出,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不同,由这些斗争产生的政治人物也就有很大区别,不能作简单的类比。他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讲现代史的讽刺著作,其中有巧妙的暗示,却没有任何历史类比。把曾国藩的一生描绘为“汉奸、刽子手、卖国贼”的一生,其原意和出发点是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对内屠杀、对外妥协照镜子,企图借古人曾国藩说今人蒋介石。这实际上恰恰犯了借古说今、历史类比的大忌而违背了历史主义原则。当年清朝统治者及其文人推崇曾国藩为“中兴第一名臣”,把他美化、渲染成“圣哲”、“完人”,是出于政治需要的人为改塑;同样,今天把曾国藩指斥为“汉奸、刽子手、卖国贼”,也是出于政治目的的人为改塑。都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当我们面临研究、评论曾国藩热潮之际,首先应该注意的就是要冷静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排除“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既不应把历史公案全盘翻转,重新抬出这位“中兴名臣”的僵尸,顶礼膜拜;也不该继续把他当成“汉奸、刽子手、卖国贼”打翻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应该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去评论曾国藩。要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面研究考察他的思想言行,既要肯定他比前人提供那些新的东西,以便批判地借鉴和继承;又要分析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指出其不足、缺点和错误。不溢美,不苛求,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给以恰如其分的公正评价,还历史人物以本相。并以此为契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一步解放思想,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要达到上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