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当代诗词应突破儒家诗教的旧框架王继杰儒家诗教的内容及其局限性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诗教的国家,中华民族也是一个诗化了的民族。诗教是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滥觞的。所谓诗教,就是儒家提出的一系列诗人们必须遵循的诗歌创作原则。通过体现这些原则的诗歌,达到教化民众,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的目的,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礼记·经解》)孔颖达诠释其义为:“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正义》)虽然诗歌应发挥“怨刺”讽谏作用,但也必须“止乎礼义”,“怨而不怒”。这就是说,诗歌应教化人们的思想行为,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诗歌的内容不能偏激过火,而应该讲究“温柔敦厚”。诗歌创作必须合乎剥削统治阶级的“礼”制,就是“怨刺上政”,也要委婉含蓄。统治者就是砸了你的锅,奸了你的妻女,管刀捅进了你的胸膛,你也得“埋而不怒”,“止乎礼义”,“礼义”就是“怨”的底线,决不能有一点反抗精神。显然,这一原则完全把诗歌当成了服务于封建政治伦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它不仅限制了诗歌本身艺术原则的全面彰显,对诗人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以及揭露抨击封建社会的黑暗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束缚作用,对整个诗歌创作和诗人创作作个性的张扬,都是一种桎梏。此外,诗教中还包括诸如“诗言志”、“诗缘情”、“思无邪”、“乐而不***,哀而不伤”、“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兴、观、群、怨”、“风、雅、颂”、“赋、比、兴”、“载道”等等一些其它原则,并融入了佛道等其他文化中的一些思想因素。“风、雅、颂”、“赋、比、兴”就是所谓“诗之六义”。在这些原则中,“言志”和“缘情”主要是就诗歌的体裁形式特征而言的;“思无邪”、“乐而不***,哀而不伤”、“尽善尽美”、“载道”等,是说的诗歌思想内容方面的原则;“风、雅、颂”则是指题材内容;“兴、观、群、怨”是讲诗歌的社会作用;“赋、比、兴”指诗歌的写作方法。这些原则框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一直被中国古代诗坛奉为神圣经典,一旦有人想突破这些框架,卫道者就会祭起这些原则来打击异端,匡正诗歌的发展轨迹。李贽就是这样死的,说明“温柔敦厚”的实质并不“温柔”,背后隐藏着破冰者的鲜血。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状况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支撑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化发展的社会物质生产也得到空前的发展,这都决定了文化包括诗歌必然也发生巨大的发展变化。回首再看几千年前的诗教原则,由于时代、阶级、认识的局限,其片面性、局限性就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了。诗歌作为历史的一面镜子,到今天也必然要突破儒家诗教的旧框架,更换和增加新的原则内容,来观照今天的历史。仅从“诗言志”、“诗缘性”的形式特征原则来说,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把诗歌仅作为专门抒发个情志为主的文体,后来甚至排斥叙事、议论等内容,也是片面的。尤其是律绝等近体形式出现后,更以抒情言志为能事,结果弄得泱泱“诗国”竟找不出一部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与西方的《荷马史诗》相媲美。幸好中华民族中还有几个少数民族因历史原因没有受到诗教影响,藏族兄弟留下了一部《格萨尔王》,蒙族兄弟留下了一部《江格尔》,甚至人数不多的克尔克孜族兄弟都留下了一部《玛纳斯》等大型英雄史诗,规模都超过了《荷马史诗》,不然,怎么对得起泱泱“诗国”之称?其实叙事、议论与抒情言志并不矛盾,诗词这块土地上,怎么就只能种地瓜,而不能种冬瓜、西瓜,乃至果木大树?再看看对联这一文学形式,它与诗词有血缘之亲,实际上已独立门户,而且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精炼短小的一种文体了。说容量,比诗词还小。可是它既可雅,又可俗,既可写景抒情言志,也可论史言事说理,大发议论,嘻笑怒骂,皆可入联,诗词为什么就要作茧自缚?历代诗人对儒家诗教框架突破的尝试中国诗歌史上有几次大的纠风运动,一次是初唐纠六朝的绮糜之风,一次是北宋纠西崑之风,一次是明代纠台阁之风。纠风者都抬出《诗经》的“风雅”原则作武器,对这几股风气大加挞伐。但这几股被纠之风其实都不是因为突破了诗教的原则框架而被纠的,只是因为其太“温柔”、太“绮糜”而失掉了诸如“汉魏风骨”之类的阳刚之气而被纠的。这只是诗教的几次内部“整风”而已,并非对诗教本身的突破。真正突破诗教原则框架的,第一个突出的诗人恐怕要算李太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甚至“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就不太“温柔”,甚至是“怨”而“怒”,也不在乎“礼义”了。郭沫若考证太白出生的碎叶城在今之俄罗斯境内,如若是真,那他就是一个中国籍的外国人,所以血统与性格就与一般中国人不同,对中国那套“礼义”不那么****惯,甚至敢在天子面前发酒疯,难怪要被赶出长安了。关汉卿的套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