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人性”抒写的柔韧与坚硬——有感于曾卓、绿原的散文创作广东话剧院陈静曾卓与绿原——同为“七月派”的著名诗人而获得自己的文学史地位,人生中的辉煌与困顿同因一个特殊的“七月”而展开,同因胡风案牵连而被逮捕入狱,在“文革”中沉沦到人生的底层,以诗歌来宣泄内心的苦闷和躁动,却又同因写诗而继续蒙受苦难——“七月”成为他们生命中一个无法绕开的故事情节。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重返诗坛唱起“归来”的歌,直接影响了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的创作和发展。在知识分子被视为异己力量的文革时期,曾卓与绿原等“七月派”诗人不仅被剥夺了抒发感怀的权利,甚至失去了做一个正常人的资格。长时间里,他们沉落于社会的底层,忍受着被抛弃的煎熬,也因此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体味到人生的不幸,看清了社会的丑态。苦难加深了他们对历史人生体验的深度,在沉沦中以诗歌作为唯一的精神救赎方式,诗和苦难成了他们共同的忠实伴侣。然而,由于时代、政治的高压,这时期他们所写的诗歌只能成为“潜在”的“地下”诗歌,摒弃了“代言”的角色,往往采取自我的视角,真实地抒写自己的生命状态,记录特殊年代里的心灵苦难和政治抗议,具有极强的个人化的情感体验。这些长期身处“炼狱”的诗人,即使是在最荒诞绝望的年月,也有如鲁迅笔下的“过客”,以永不停息的追求的脚步塑造着钢铁般的生命意志,这是对崇高却受着困扰的生命的一种智慧的表达。对苦难的深刻体验,成就了他们对一代人生存困厄的写照和对一个昏昧时代的抗议与批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选择将曾卓与绿原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解读,并且独独选择了阅读他们的散文创作,希望能找到不一样的体验坐标。“责任感”应该是我们在他们这一代作家身上体会得最深的一种东西了,在遭遇政治“飓风”之后,曾卓和绿原试图去反思进而重建一种“真人”“真文”图式,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创作出源自心灵、绝少伪饰的散文,与同时代的“归来作家”们的创作既产生了共鸣,又奏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旋律:那些烙刻着时代印记的作家们,站在新世纪的边缘,不约而同地缅怀着那段人生的磨难,表达着一份隐忍而发的心情,抒发着度过劫波的欣喜与庆幸。与之不同的是,曾卓与绿原的文字多了一种执拗的性格与哲学的深度——作为秉承“五四”一脉的作家,当他们重新擎起“人性”的大旗,去完成“人的文学”的重建与呼唤时,他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上了年纪的口号依然焕发出勃勃生机,为困境中的文学找到了出路。但是,曾卓和绿原二人艺术个性毕竟不同,造成了他们在困厄命运面前对人性坚守的不同理解和行动方式——曾卓“自白式”的娓娓道来的柔性力量和绿原“沉思式”发掘与超越困难的刚性力量,从而决定了他们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不同艺术个性与主体形象——“吹笛者”与“浮士德”形象,其散文无论思想内容、艺术技巧、创作风格等都有许多不同甚至迥异。一、“吹笛者”——“浮士德”:散文双重个性的展示“吹笛者”与“浮士德”是两个富有不同特征和寓意的形象符号,一个是柔性力量的代表,仿佛一位遥望远方、若有所思吹奏着悠扬笛声的安详、平和的“吹笛者”,来源于曾卓散文的《笛声》;一个是刚性力量的代表,传达着永不满足、自强不息、追求真理的“浮士德精神”,它源于绿原对歌德的赞颂。1、“吹笛者”的柔韧曾卓不仅是一位卓然有成的诗人,他的深邃的思想、优美的文笔、充沛的***和丰富的生活经历,也使他成为一位独标一格的散文家。曾卓认为,作家应“以诚恳、炽热的心感受生活,以亲切朴质的风格表达对生活的感受”。人,或者说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贯穿了其散文的始终。阅读曾卓的散文,他的写作方式往往是通过一个人世间的小故事来提炼出人生的哲理,“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从短小隽永的人生故事、世情百态里,获得一份情感的慰藉、温润和感动,让前行的每一步都行走在人性的天空,用真挚的情感去融化恶俗的坚冰……这是一种柔性力量。作家在《笛声》中说:“我多么希望,在我的窗口也能听到那样动人的笛声,有着特别真挚的情感、有着纯洁诗意的笛声……”而他的散文,正是“有着特别真挚的情感、有着纯洁诗意的笛声”。在他的“笛声”里,我们很难想象“吹笛人”是一个饱经沧桑、曾被50年代那场政治飓风刮得遍体鳞伤的人,这正是有着诗人敏感气质的曾卓在表现对苦难的承担时采取的别一种姿态。“曾卓属于这一类作家,不论他的诗,或是散文,或读书札记,更不用说他写的回忆和追述生平与创作的文章,都带有自白或自传的色彩,他的诗文里没有纯客观的冰冷的描绘”,曾卓正是通过“自我开导式”的自白抒写人性的柔韧,他内心的凝炼和激越,并不嚷叫着说出来,有时候你感觉他在说的时候有一种听的姿态,他在听自己说出的心声,他把自己分成了歌者和听者两个角色,自我就在这两个角色间游走。2、“浮士德”的刚硬当曾卓努力重建“人性”的时候,另一位有着同样命运的作家绿原,沉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着与生命本质的交谈,在冷静的心态中发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