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孔子的史学思想我国古代史学历史悠久,史学文化源远流长,其源可上溯到西汉以前,到先秦时期,已有许多典籍流传于后世,当时一些史学家治史的宝贵思想和方法,为后人编纂史书和研究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就孔子而论,其史学思想以及他对史籍的整理,也存在着积极因素,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和重视。    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的后裔。他在研究历史时,曾上溯到商朝的先王甚至更早的人物,以证明悠久的家世历史。    治史观 孔子有浓重的历史意识和渊博的学识,他称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认为人的聪明才智并非天生的,是来自于虚心好学。他年少时曾“入太庙,每事问”(《八佾》),年长后“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到了老年,仍“发愤忘食,食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在学****上,他不感满足,有机会便“多闻”、“多见”、“多识”,孔子三十岁时,在鲁国已有一定的声望,仍争取到洛邑向老聃学礼。广泛的学****渊博的知识,为他创立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 孔子强调治史要十分慎重。他认为研究历史一定要先掌握大量的史料,即言必有征。如“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杞、宋保存的夏、殷的文献太少,不足以详实夏、殷的历史。如果史料不足,宁可存疑也不能妄言。又如《尧曰》中就征引了《尚书》所记,具体形象地说出了自尧、舜至周以来的历史情况,并不言及尧、舜以上,因为在那个时代,他掌握的有关尧、舜以前的历史资料十分匮缺,即使有也我多属口耳相传的故事,而且当时并不具备考古发掘资料的条件,因而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孔子这种治史的态度是十分慎重的。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论》中说:“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说明他支持孔子所持的这种慎重态度。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但要重视根据,而且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    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周代正是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历史不是倒退,而是后来居上,是前进发展着的。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但却是我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    治史方法 作为历史学家的孔子,在品评人物和事件时,有一些自己特有的方法。    首先,孔子评价人物是为了树立当代从政及为人的标准。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泰伯》), 他异常佩服周公的才能和美德,把周公之才美比作最高的标准,经常以周公的标准来检查自己的言行。又如,孔子对管仲的批评和赞扬,说“管仲之器小哉”,又说“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论语?八佾》)但这些并没有淹没他对管仲的才能和功绩的总的评价,“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称赞管仲为仁人。    其次,孔子提倡效法先王的“仁”、“德”。如他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