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大量临时工的存在反过来又助长了正式工人浮于事的作风,还随时都能当成不作为的挡箭牌,起到了净化正式工队伍的作用。等级观念一旦与好逸恶劳的人的劣根性结合在一起,“临时工”现象就难免泛滥成灾。而“临时工”泛滥,实在是现代公民社会的一种耻辱。权力部门自身深陷其中,这种耻辱就成了一种“难言之耻”。有人认为,中国何时能同工同酬,何时就算迈向了文明,这话说得不无道理。无责任即无授权,权力与责任必须一致,这是现代行政的基本特征。今天的中国,无论城乡,基层社会都处于一个矛盾不断喷涌的状态。从私人部门———市场中寻找暴力资源,来维持治理的有效进行正在成为各地基层政府的一种普遍的倾向。显然,从这一选择也可以看出,基层的治理者更信任经济领域提供的保安力量,而对基层社会本身的自治模式心存芥蒂。然而,引入私人部门的暴力资源来应对公共治理,或可解基层政府一时的燃眉之急,却也容易诱发更大治理困境。这一切的乱象,根源都在于目前基层治理中所盛行的权力外包现象,以此为基点,又衍生出了种种怪异事件。而这些频繁爆出的怪异事件,侵蚀的恰恰是普罗大众对基层政府残缺的信任。临时工真的是个奇异的群体。他们有很多不应该存在的理由,但他们同时也是受害者。——“临时工”缘何能顶半边天在世界的横轴上,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确立自身的坐标。在历史的纵轴上,一种伟大的文化历经盛衰荣辱的磨难,在复兴之路上正扬帆起航。一切象征总有现实逻辑,蕴藏着历史的本质。在孔子走向世界这部崭新乐章里,大背景是新中国60多年社会变革的思想激荡、30多年改革开放的精神求索,主旋律是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化振兴的激昂变奏。中国的崛起曾被称作“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大事”,但这种崛起,不能只是物质财富的剧增、经济格局的重塑,而应伴随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传播,推助中华文化的弘扬,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如何彰显、主动权如何体现?今天,在文化这个具有意识形态深刻属性的敏感领域,能否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决定了我们的文化体制能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把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首次以文化的双重属性,确定了发展的双重任务,厘定了“公益性”与“经营性”的楚河汉界,确立了“事业”与“产业”的比翼齐飞,推动了“政府”与“市场”的双轮驱动。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两种生产力——物质方面的生产力和精神方面的生产力。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以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清晰思路,将文化产品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属性中解放出来。兼具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经济属性,兼具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涉精神纽带与民生福祉,对文化的认识由此上升到新高度。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自觉。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一次以文化改革发展为主题,制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行动纲领。我们坚信——“中国人民有能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文化,文明,这样的字眼可以说从未远离人们的口头与笔端,中国人对于文化崛起的向往与追求,不亚于其在经济、政治领域的情怀。文以载道,文化从来都被寄托了更深更远的图腾意义。尤其是植根于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的言说背景中,在经济改革遭遇瓶颈、亟须寻找突围路径之时,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