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邵逸夫的政治经济学
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荣誉主席邵逸夫于2014年1月7日早上在家中离世,享年107岁。
1月9日下午,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来到香港殡仪馆邵逸夫的灵堂,向邵逸夫的亲属转交了、张德江、温家宝等现任前任在唁电中赞邵逸夫“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祉,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张德江则称许邵逸夫“投身报国事业,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热心公益,泽被后世”。温家宝更亲笔写唁电,表扬邵逸夫长期对国家教育、科技等各项事业的贡献,相信他会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
在香港,邵逸夫并不是最富有的人,但在富豪中他绝对是大慈善家。香港媒体说,邵逸夫是香港的道德标杆。
1977年,英国女王册封邵逸夫为爵士,他成为香港娱乐圈获此殊荣的第一人。而美国旧金山市为表彰邵逸夫对该市的福利贡献,也将每年的9月8日命名为“邵逸夫日”。
在邵逸夫去世后,英美媒体也聚焦了他的慈善事业。英国BBC在逝世当天推出邵逸夫特辑。
美国《旧金山纪事报》以大篇幅刊登了对这位慈善家的悼念,文中写道:“旧金山将永远记得他为旧金山所做的一切。”由此可见,邵逸夫的去世显然已不仅仅是娱乐界的事了。
香港娱乐界大佬去世何以“惊动”中国国家领导人及全球媒体?这背后的种种原因似乎都离不开邵逸夫从父辈身上领悟到的
“亲近政坛,远离政治”的经商理念。
父辈的影响
1905年是邵逸夫的父亲邵玉轩从宁波老家镇海郊区朱家桥镇来沪创业的第4个年头,当时他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名为“锦泰昌”的颜料行。同年,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旅日归来的老板兼摄影师任景丰购置了法国造木壳手摇摄影机以及14卷胶片,邀请京剧名家谭鑫培,拍摄了《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几个片段。这一举动,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电影诞生的标志。
后人对邵玉轩的零星记载,大多没有离开这几个关键词:为人谦和,经营有方。在众说不一的有限史料中,有一点颇为一致:邵玉轩1920年去世时,清末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上海滩著名大亨虞洽卿、前苏浙总督卢永祥、民国元老谭延闿等晚清与民国风云人物纷纷为其题词致哀。不难发现:邵玉轩思想开明,人脉广泛,生意经营得极其成功,当时应该是十里洋场极有影响力的商场人物。
上海滩创业的20年,正是中国风云突变的20年,邵玉轩的家族生意正是在这个时期崛起。多年后,他的几个儿子“深谙市场、亲近政坛、远离政治”的经营之道,与他的经商智慧如出一辙。尤其是身为邵家最小儿子的邵逸夫,对政治、战争抱有远高于兄长的热情。
据邵逸夫自己的回忆说,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邵氏兄弟在当地的所有戏院充公。沦陷时期,在大哥的主持下,邵氏兄弟依旧坚持以稗史为题材,拍摄一些受普通观众欢迎的影片。香港媒体后来评价说:在大时代里,邵氏拍投机、无聊的低级电影,迎合了观众的逃避心理。然而与兄长们的做法有所不同,邵逸夫当时因放映抗日纪录片、散发抗日传单,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幸运的是,未遭严刑拷打,两周之后,他被释放了。
“当时我以为我死定了,所以就照实说,我是放抗日电影,但是那都是真实的纪录片。”邵逸夫说,“他们又指我发了10万传单,我说岂止10万,是50万!”
可见,年轻时的邵逸夫是个十足的热血愤青。
认可大陆传统文化
对侵略军的愤恨,对祖国的热爱,对内地传统文化的认可,这些看上去似乎与香港资本主义语境不太相符的词汇,也是邵逸夫早期成功的关键之一,他将这些情愫完美地植入了邵氏电影当中。
“我生产电影,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和愿望。核心观众就是中国人。这些观众都喜欢看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爱情故事……他们怀念祖国大陆,也怀念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是邵逸夫在1964年,接受邵氏自宣刊物《南国电影》采访时说的一段话。
今天,越来越多的电影学者通过这段话,找到了打开邵氏秘密的钥匙。“影视帝国”,这是学者对邵氏家族企业并无争议的称呼。
美洋中心研究室主任傅葆石博士评价邵氏说:“由于只能在欧美世界处于边缘地位,邵氏兄弟公司成功地在香港发展成为华人电影工业的中心,在60年代后为全球各地的华人生产和放映电影。国语是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保证了远离祖国大陆的海外各地中国人能够形成自己的社团群体。邵氏兄弟公司在他们的电影中构建的文化中国,勾起了全球华裔观众的怀乡情结和民族情怀。邵氏兄弟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和导演,都是所谓的南来文人,在1949年后离开中国内地,他们的根仍在内地,他们所有的怀乡情结和离异感都化作创作的源泉,通过创作电影来表达海外华人眼中的中国文化。
”
在影视帝国大业终成之际,邵逸夫于2002年创立“邵逸夫奖”,用以表彰在数学、医学及天文学方面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每年奖金金额高达100万美金,因而也被称为“东方的诺贝尔奖”。除此以外,每当内地遭遇天灾,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