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从中国外交形式的转变看近代中国的衰落古代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自然少不了与其他各国的外交活动,而与周边各国的交往则由来已久。中国的传统外交观念是受中国的地理位置及经济因素决定的。首先,中国由于自身地理条件因素,北有蒙古高原,西有喜马拉雅山,东部和南部是广阔的大海。这些天然的屏障将中国与世界割裂开来,使其自身就成为一个独特的“世界”,很容易让古代中国人产生一种不正确的文化观即,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而从经济因素看,即生产方式角度,中国古代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再加之中国地大物博,从而产生了“天朝上国”思想。这种天朝上国的对外表现就是,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开展对外关系时,中国不能将其与己平等相待。在中国统治者看来,只有他国以藩属国或臣国的身份出现,并且定期向中国进行朝贡才能与中国这个天朝上国发生关系,否则一切免谈。在蒋廷黻先生的著作中曾提到:英国使团在乾隆年间出使中国时,由于拒绝向乾隆皇帝行跪拜礼,遭到中国的拒绝。还有中国主动出访他国的外交形式,这种形式主要是由使团携带大量珍奇珠宝出访各国,主要目的在于宣扬国威。比较有名的案例就是郑和七次下西洋。这些体现了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的外交模式。当时朝贡外交之所以得以建立并保持相对稳定是因为当时的封建王朝确实不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方面都在世界上居于前列,有实力进行朝贡外交。那时的西方国家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中,神权的统治让当时的西方诸国发展较为缓慢,无法与物产丰富的中国相抗衡。而当鸦片战争的炮声响彻整个华夏大地时,这个沉醉的国家才一点点的苏醒过来,中国开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急剧的变化,在西方列强的巨大压力下,中国的朝贡外交也走到了它的尽头。中国近代外交转型是“条约体系”取代“朝贡体系”的一个过程。对外交涉活动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项重要内容,积贫积弱的近代社会及其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屈辱地位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活动的艰难与复杂。清政府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战败,英法联军轻易占领北京,中英、中法签订《北京条约》,沉重的打击和残酷的现实终于击碎了晚清统治者的天朝梦幻。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统治者开始重新审视其传统的对外观念和外交。从1861年始,晚清中国开始实施条约外交,所谓条约外交就是指晚清政府在中西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外交方式,它它以履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手段,目的是求得与列强的和解与平等,保全和局,以便开展自强运动,从而维护晚清摇摇欲坠的统治;同时,晚清统治者还希望借助条约来限制列强条约之外无止境的索求,维护中国尚未丢失的权益。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强迫中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随后,中美之间签订了《望厦条约》,中法之间签订了《黄浦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强迫中国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又强迫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随后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战争均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可以说,晚清时期的中国是在各种条约交织的网下存在的,头顶就是一张黑色的密网,这张网笼罩了中国半个多世纪,。晚清直至民国,中国的外交活动明显地呈现出五大特征,即:在对外态度上,既蔑视西方列强又深深恐惧之;在对外交涉的过程中,大多未能摆脱始争终让的结局:在对外交涉时,很难摆脱内外双重困境——外部强敌入侵与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相互倾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