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太平军为何流行“带娃崽”
太平天国自开国至覆亡,上至王爵,下至普通官兵,几乎普遍感染了被他们自己称作“带娃崽”(收干儿子)的癖好。
早在癸好三年(1853年)初太平天国尚未定都南京时成书的陈徽言《武昌纪事》里,就记述了太平军各营普遍“带娃崽”的事。等到了南京,相关记载就更多了,如《金陵杂记》中说太平军在天京城里寻找适合当义子义弟的男孩子,以记述翔实著称的《贼情汇纂》说“其视童子为至宝”,并专门为所谓“童子兵”在书中立一门类,可见其风气之盛。
太平军中等级森严,大到轿子规格、服装颜色,小到每顿能分几斤肉,都要按级别划线,低于一定级别就敬谢不敏。而“带娃崽”却是贵贱通例,长幼咸宜的“大众性文体活动”。
正因为符合“带娃崽门槛”的太平军人实在太多,民间的男童才会“供不应求”。《金陵杂记》中则说,1853年太平军进入天京城后不久,城里男孩“由十六七以至十一二岁者,无不被其掳尽”。这些描述尽管多有夸诞,但众口一词,绝非偶然。
《贼情汇纂》将“带娃崽”视作太平天国培养军官、补充兵员的策略,认为这些未成年人身手矫捷,天真烂漫,办事认真且不怕死,用于战场可收到奇效。李秀成供词里说,谭绍光、郜永宽等后期做到王爵的得力部将,都是他当年做低级军官或小兵,从广西一路走到天京,沿途所收的“娃崽”。
问题是,太平军中“带娃崽”者范围如此之广,且不说那些自始至终默默无闻、地位低下的兵将不可能普遍有“为国育英才”的“思想觉悟”,即便后来飞黄腾达的忠王李秀成,在1853年底以前,也不过是个“为兵”、“官小”,“懵懵懂懂而来”随大流往前走的普通人物,又何尝会未雨绸缪地为不可预知的未来,去找一帮“接班人”来培养?
太平天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官的世界”,各级官员编制之冗杂,员额之繁多,几乎创下世界纪录;而这个官的世界,又是个等级鲜明、不同级别待遇悬殊的天地。体现太平天国官员尊卑的经典标志,是仪仗之盛衰,侍从之多寡,而如前所述,这些仪仗、侍从,很大比例是由“娃崽”们来充数的。
按照《贼情汇纂》所引述太平天国法定编制计算,仅前期朝中各级官员的属官,按编制就该有3686460人(后期爵秩泛滥,就更不必说了),这个数字差不多是同期太平军全部战斗兵力的10倍以上,自然绝无可能实现,事实上当时无日不战,连投入战斗的正规军都普遍缺额3/4,何况这些做杂事的闲差?
可在各级太平军官员看来,这些和军政要务无关的闲差非但不是可有可无,而且实在不可或缺——他们从老家不顾生死,一路跟到天京,图的不就是“显耀天朝,永远威风”么?既然成年人有事要做,那么也只好去“带娃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