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袁世凯警察治国-历史论文袁世凯警察治国 文雪珥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双重重创后,袁世凯所接收的直隶地区,几乎成为一个丛林,治安形势极其严峻。袁世凯将自己在山东的铁腕手段照搬过来,立即向中央提交了报告,请求获得“就地正法权”。“就地正法权”,就是将本来要报经中央核准的死刑判决,下放给省一级,从重从快地处决人犯。在要求给直隶“就地正法权”的报告中,袁世凯说,天津已经“设立保甲巡警备局”,“获有盗匪解交发审处,立时提审,核其情罪重大者,照土匪定章,即行就地正法。仍俟盗风稍息,再行规旧制,照例审判”。这种严打,的确能在短时期内迅速地扭转社会治安。但在粗糙甚至形同虚设的审判制度下,滚滚人头中难免有屈杀冤杀枉杀的,重拳“打黑”也就伴随着“黑打”。***广宗县的景廷宾抗捐仇教暴动,是袁世凯被人诟病最多的一次严打。一些官员们指责“袁素以威猛为能,能***为快”。袁世凯为此写了长篇奏折,在详细解说了景廷宾一案的同时,自我辩解说:“欲安民,则扰民者在所必去;欲利民,则害民者在所必除。若一味包荒,庇奸纵恶,是无异养痈不治,而终至于溃体裂肤也。”这是袁世凯实行铁腕警察政策的思想基础。袁世凯不仅出动正规部队对扯旗造反者痛下杀手,而且,对京津大都市内的各种“黑恶势力”,也由赵秉钧的警察部队“痛加铲除”。这些“黑恶势力”,被称为所谓的“拳匪余孽”,只要有人举发,基本就是从快拘捕、从重处决。赵秉钧的警察部队,日益成为袁世凯铁腕严打的铁拳。赵“素谙津俗,莅事以猛为治。捕获会匪棍徒,以红封达知总督后立即处决,日杀数十人。凡拳匪、溃兵余孽,诛戮略尽,民赖以为安。当光绪癸卯、甲辰年间(1903-1904),析津繁盛,几乎道不拾遗;没有秉钧的着力整顿是做不到的。”(费行简《近现代名人小传》)严打之下,天津一改往日的面貌,“有6个月不见窃盗者,西人亦叹服”,天津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大清帝国警察制度的正式起源,就开始于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此前虽有中央文件要求建立警察,但那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警察,而是类似于预备役军队的一种。袁世凯对军、警的定位进行了区隔:“备军所以御外侮,警兵所以清内匪”,“练兵所以防外,巡警所以治内。迹似相近,功用迥殊。故巡警之设,不日营而日局也。”他认为,“直隶自庚子以来,民气凋伤,伏莽未靖,非遵旨速行巡警,不足以禁暴诘奸,周知民隐。”警察的功能,除了要“禁暴诘奸”之外,还需要“周知民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武装力量第一次被赋予了这样的特殊使命。袁世凯认为,警察不仅是国家专政的工具,也是沟通政府与民意的桥梁,“警察之制,上通政府,下达穷乡”,兴办巡警“实内政之要图”,“可以验治理之得失,而官府所资为耳目,藉以考察舆论者,亦唯巡警是赖。”这种认识,即便在百年之后仍非肤浅,至少从袁的公开表态看来,警察被明确定位为保护公共利益的“公器”,而非达官显贵的保镖。直隶省城保定,成为袁世凯兴办巡警的试点城市。袁世凯看中了当时担任“直隶保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