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试论洋务学堂教育与“中体西用”模式
自从鸦片战争的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外国的侵略者开始了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和掠夺,与此同时反侵略压迫的人民革命斗争也风起云涌,作为统治者满清王朝意识到其岌岌可危的处境,萌发出“即日夜图维,业已不及的危机感,深感过去安于不知,已使江河日下的局面”。(1)如何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棘手问题,摆到他们面前。统治阶层内的一些开明的官僚贵族一洋务派看到中国落后于欧美的症结在于“端绪甚大,经纬需才,穷天下之力,犹虑莫殚莫究,病在无人。”若欲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维护封建统治秩序,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之本”且是“目前当务之急。”(2)李鸿章曾屡次上书,纵论时局,认为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要想走富强之路,“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均救时要务”,但尤以人才为急要。挽救民族危亡,亟需一大批拥有近代知识的人才。因而创办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但他们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始终把中国义学放在培养洋务人才为先、为纲、为本的位置上,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洋务教育的总的原则,为更好地“尊朝廷、卫社稷”、“保名教”、“杜危言”,对封建传统教育采取某些变革措施,引进了一些西方的语言文字和自然科学知识。于是一批以学习“西文”、“西艺
”为要的新式学堂应运而生。
一、洋务派“西文”“西艺”新式学堂的建立
洋务派主张“兴西学”,提倡“新教育”,是希望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在与各国进行交往活动的过程中,由于朝廷的官员都不懂得外国语言文字,办理外交事务有诸多不便。于是奕在咸丰十年(1860)上奏折说:“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又说:“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3)另一方面,要“周知各国物产,商情、疆域、政令、学术、兵械、公法、律例”,也必须通晓各国语言文字。因此,洋务派认为必须培养一批翻译人才,才足以应付洋务诸事。尤其是《中英续增条约》中规定以后一切文书俱用英文书写,仅在三年内配以汉文,使外国语言的教育显得更为紧迫和必需。因此,他们正式建议在京师设立同文馆,“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为学生,“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4)自此,揭开洋务派的以京师同文馆为首的各级各类外国语学校的开办序幕,外国语学校亦即洋务派所谓的“西文”教育。
由于发展近代工业、创建新式军队的需要,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也为洋务派所认识,李鸿章指出:“洋学实有于华学者”,西方的“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5)曾纪泽对西学更是赞不绝口,他认为“泰西之学条别派分更仆难数”,简直是“憾风霆而揭日月,夺造化而疑鬼神
”。(6)然而在他们惊叹于西方科技发达的同时也意识到西方的文明已构成对中国的强大威胁。左宗棠在同治五年(1866)的《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指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7)不仅如此,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中国的经济生活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滨海之区”的四民由于“萧条,税厘减色”,使得“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为解决这样严峻的问题,洋务派采取了适当的应对措施。李鸿章以为,“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取所恃耳。”否则,“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8)所以“凡有西人长技,自宜急为仿效”,而“自强之道,以作育人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9)洋务派所需人才,是能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人才,是懂得自然科学的人才。于是继创办外国语学堂之后,很快创办了各种专业技术学堂及军事学堂。专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即为洋务派所谓的“西艺”教育。
二、洋务学堂的课程设置及其“中体西用”模式
洋务派的新式学堂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指导下创办的:即以中国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把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通过洋务学堂,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进而把中学和西学两个文化体系融为一个体系,以达到维护其统治,救之图存,自强求富。
所谓“中学为体”中作为根本的“中学”,即对学生进行的封建主义的纲常教育,它是一切学问的根基,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怠慢。在洋务派看来西方的科学技术、工商业虽然比中国优越,但在伦理道德方面,中国显然比西方优越,
“泰西之教,其精微远不逮中国圣人”,(10)中国的“君国之义,父子之伦,自有其宜各尽者。......圣人精义之学,必不穷于用也”。(11)用丁日昌的话说:“除船械一切自强之具必须效法于东西洋,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