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任志强说:“你们说的都不对”
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任志强回答时总是先说一句:“你们说的不对”。然后便是逻辑严密的一大段个人观点。
任志强可能是永远不会微笑寒暄的冷面受访者。有位海外媒体主编回忆初见任志强时说:“他不正眼看我,这是男人的一种羞涩。”
他多数时间低头盯着右下方—一台笔记本电脑,手肘撑在桌子上挡住脸。然后以冰冷的语调回答提问。在接受《壹读》采访的几个小时里大多如此。
第一次采访之后,壹读记者又进行了补充采访,任志强更是几度不快,“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就是个××,×××,为什么把我们放一起说?”“他不值得我去讨论!”但不快之后,还是回答了“所有问题”。
回头看采访记录:在他这里,没有所谓敏感和不敏感的问题;在他这里,充满自信以及“我看不起他们”;在他这里,他把自己和媒体的关系定义为:我们,你们—“我们”都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尤其是央视为代表的“官媒”。
我们多少知道任志强的处事风格,加上这些年一直是他言论和作品的消费者,所以对他的表现并不吃惊—他就是这个样子,果然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的意思是,他是一个藏不住话的人。
该批评的时候毫不留情,该赞美的时候有些吝啬,对政治人物,也毫不掩饰他的尖锐。
过去十年,他一度千夫所指,但自2008年之后,尤其有了微博,声誉迅速改善,跃升为“大众情人”。
之所以有这种变化,除了他对中国经济走势做了诸多现在看来准确的判断外,还在于他“在商言商”之外的表现:总是不吝啬对体制的批评。他说,努力批评政府的一切错误,以让这个国家中的人民生活得更好,就是爱国。
一定意义上,他改善了地产商在这个国家的形象,他也用不间断的阐述,向社会各界供给市场经济的常识。“常识”稀缺是今天中国面临的一大难题。
以下是《壹读》对任志强的采访,他回答了所有的提问,我们尽最大可能全文发表。他谈了事,也谈了人,谈了王岐山、俞正声、汪光焘等政治领导人,谈了自己,谈了王石,谈了冯仑,谈了小潘,谈了媒体,谈了“公知”,谈了父母……“被迫”谈了胡锡进和司马南。有人说我为了出名才出书,有病吧
与公知关键的差别就在于我们是在第一线,我们有最实际的资料和经验,他们没有,所以不要把我和公知联系在一起。
Q:“野心优雅”对你的形容准确吗?
A:我不喜欢这个标题,我想用《男人的肩膀》,和出版社讨论了好多次,但他们坚持用这个名字。出版社的力量比我大啊,人家们说不用这个标题,就不给我出版了。这个标题,小潘(潘石屹)他们没一个说好的,只有不认识我的才说好。
Q:在意销售吗?
A:这本书没怎么签售也没怎么宣传,卖得还不错。重要的不是要把它作为畅销书卖,我的角色是传播一个“你认为需要,它就有用,你认为它是一个八卦,你就可以不看”的东西。有人说出书是为了扩大影响,我根本不需要。
Q:那为什么要出书?
A:有人说我为了出名才出书,有病吧!我出书也不是第一本了。就像前美联储主席鲍尔森他们写的一些东西,已经和出名或收入没关系了,书稿费再高也不会比在高盛当总经理的收入高。所以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很多历史记录下来,或告诉社会曾经发生的一些事情,不是为了个人赚多少钱。
Q:在你身上,企业家和公知,哪个成分更多?
A: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公知”(公共知识分子)。公知永远不可能有更多的实践。比如说房地产行业,坐在屋子里的研究者和我们这些实践者差得很远。社科院研究员袁钢明从2003年就开始研究,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我总是对的,他们总是错的。
不要把我和公知联系在一起。只是媒体愿意把你当做一个万能的工具。大部分的媒体需要我当“大炮”的时候我就是“大炮”,需要我当公知的时候我就是公知,需要我当预言家的时候我就是预言家,需要引起仇恨的时候我就是被仇恨的人,把我当万能的猴耍。
Q:那你不在意?
A:媒体过去很在意“官媒”之类,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像最早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要采访我就说:“你要到我们这儿来”。以后我就说:“我不去,要采访到我这儿来”。芮成钢采访也得到我的办公室来。
我和媒体的关系早就颠倒了,媒体想利用我的时候,我不一定要利用它,不但不需要它,还经常看不起它们,我一个微博的力量可能要比十个媒体的力量还要大。“在商言商”是个伪命题,我和柳传志争论过很多次
你们揪着在商言商的说法是不对的。段钢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指出“在商言商”谈的很多还是“改革”。
Q:柳传志之前提过要“在商言商”,而你不是?
A:我们私下讨论的还是政。商人要谈的是如何建立一个能让商人生存的环境,这是制度改革,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打破旧制度,比如说大锅饭的问题、让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取消粮票是商吗?是政。
所以,在商言商是个伪命题。我和柳传志争论过很多次,柳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