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法治语境下网络谣言的政府规制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谣言也开始广泛传播,不仅给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诸多危害,而且使政府公信力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概述了网络谣言的基础理论,分析了政府规制网络谣言的必要性、可行性,并结合域外治理网络谣言的经验,探讨了我国治理网络谣言的法治路径:即提高政府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发布;疏通公众权利救济渠道,将社会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明确界定***和网络谣言的边界,不枉不纵治理网络造谣等不法行为;严格网络监管,将制造网络谣言与公民个人信用记录挂钩以及强化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和义务。
关键词:网络谣言;政府治理;法治
中图分类号:D6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3)08-0031-06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日益成为信息发布、传播和接收的主要媒介。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传播具有便捷性、交互性、即时性、虚拟性、自由性等显著特征,促进了信息的自由传播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了因传统媒体的固有局限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管理方式的优化,文化价值理念的共享和参与式政府管理模式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带来的网络谣言、网络色情、网络侵权、网络欺诈、网络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不仅危及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侵犯了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因此,强化网络谣言的政府规制,依法治理网络不法行为,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也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网络谣言基础理论概述
网络谣言是互联网信息传播带来的主要问题之一。网络谣言是指“在网络这一特定的环境下,网络使用实体以特定方式传播的,对网民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1]经典谣言理论认为,谣言的传播机制与强度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信息的模糊性、信息的重要性以及受众的认知能力。谣言的影响强度(R)=信息的模糊性(a)×信息的重要性(i)÷受众的判断能力(c)。[2]可见,谣言与信息模糊程度和重要性成正相关关系,与受众的认知能力成负相关关系。
网络谣言的成因主要基于三个方面:首先,社会矛盾尖锐突出是网络谣言传播的社会根源。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利益关系面临深刻调整,社会矛盾冲突加剧,不同的利益群体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因而会通过网络发泄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这就造成了网络谣言的泛滥。其次,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政府信息发布缺乏权威性、公信力,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政治根源。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714人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受访者认为谣言能广泛传播的首要原因是“权威部门不能及时发布准确信息,致使信息不透明”,%。[3] 第三,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监管责任缺失, 归责制度不健全是网络谣言传播的制度设计根源。作为网络谣言的传播载体,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谣言监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需要进一步明确其法律责任和监管义务。
二、网络谣言政府治理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网络谣言的广泛传播不仅给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诸多的危害,而且使政府公信力面临严峻的挑战。同时,网络谣言的持续广泛传播会危及网络信任环境,进而折射到现实生活中,降低社会信任度,诱发一系列隐藏的社会问题,引发公共危机事件。网络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信息传播媒介,在信息化时代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但网络绝非法外之地,必须受到法律的规制和政府的治理,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保证互联网的长期有序发展。
(一)网络谣言政府治理的必要性分析
⒈治理网络谣言,是维护社会秩序,捍卫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网络谣言往往抓住特定时期部分社会群体心理,针对某一社会问题借题发挥,极具煽动性、蛊惑性。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结构失衡,社会矛盾多发加之部分执法主体在执法活动中缺乏服务意识,法制观念不强,容易造成部分人对此紧抓不放并在网络上对事实进行加工制造,最后酿成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诸如2009年湖北“石首事件”,2010年温州“钱云会事件”均起因于一般的刑事案件,但因为部分网民传播网络谣言,最后酿成了严重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带来了极坏的社会影响。美国学者安德鲁·查德威克曾说:“互联网是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冷战结束后,中国已成为美国意识形态在全球渗透的第一对象。近年来,西方不少政客和相关敌对势力都看中微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政治颠覆功能,企图掀起一场起源于微博的轰轰烈烈的
“中国革命”。[4]对此,我国政府必须强化网络谣言治理,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⒉治理网络谣言,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信息资源是信息时代最为重要的资源,具有共享性、分散性、不均衡性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