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北京折叠》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经济技术飞速发展,现代性逐渐被表征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性即一种态度。福柯曾说过:“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作为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1}现代人何以面对精神分裂、价值扭曲的世界,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对现代性问题提出两点揭示:理性化治理对现代人自我形象的重新塑造,技术专家和社会精英成为现代“精神气质”的核心表征;这个时代是自由丧失的时代。韦伯用“铁笼”隐喻现代世界“向一个完美人性的时代断念诀别”,并充斥着“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灵的享乐者”。{2}文化理性化治理和技术对人的压制成为现代社会的两大重要命题。郝景芳《北京折叠》的成功正是基于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入思考。“她想要表达,表达她感受到的‘不平等’。于是,在《北京折叠》中,她建立了一个制度,把“不平等”推向了一个极致。”{3}《北京折叠》对空间、时间和人口的分配正是理性地呈现“不平等”的极致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机械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力逐步得到解放。她提出,如果下层人连被剥削的理由都丧失,被技术排挤出的人又该何去何从。由现代技术建造出的六环以内的北京,从物理意义上通过折叠、翻转等形式,被改造为三层空间,大地的一面是第一空间,五百万人口享有二十四小时;空间休眠,大地翻转;翻转后的另一面是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第二空间居住着二千五百万人口,享有十六小时,第三空间分布五千万人口,享有八小时工作时间。时间分配的不均等,空间的翻转设置,《北京折叠》如何采用现代性分配艺术对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以建构稳定的折叠大厦? 一、空间分配艺术:构建社会稳定因子《北京折叠》对空间、时间、人口的分配,与其说是作者郝景芳的精心规划,毋宁说是在理性化治理系统中,由技术专家和商业精英运用技术对折叠空间进行的规模化治理。技术使空间的折叠成为现实,商业精英通过对资源的重组整合,保证整个治理系统的有效运转。通过占有空间大小的不同,我们可以辨别出城市居住者社会身份的尊卑差异以及垂直意义上的等级差异:谁处于社会顶层,谁是中产白领阶级,谁是社会底层。阶级矛盾往往源自两个方面,一是资源分配不均;二是权力与义务不对称。那么,技术专家和商业精英究竟基于哪些原则来对空间进行分配?空间分配的不均衡何以保持整个治理系统的稳定和平衡? �定在社会学中,社会分层指的是社会群体基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多少而形成的等级。马克思・韦伯主张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项标准来进行社会分层{4}。《北京折叠》在进行空间分配时,通过具体人设的制定,不难发现身份、职业和社会属性是划分空间的关键因素。生活在第一空间的人大多服务于政府、银行、金融证券企业,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控制舆论的话语权力以及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些身份表征与韦伯的社会分层标准一一契合。而白发老人作为第一空间人设的代表,他管理城市的具体运作,可以操纵空间折叠的时间、掌控三个空间的舆论话语、宏观把握机器和人力角逐的未来发展走向。老刀是一个垃圾工,作为底层工人生活在第三空间。贫穷、饥饿、教育、失业等都是老刀亟待考虑和解决的现实问题。生活在第二空间的人除了部分中产白领、高学历学生群体外,还有一部分身份属性不明晰、游离于第一空间和第三空间的群体。正因为第二空间这些主体不明确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