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第四章课程与教学论的理论基础引言所谓课程与教学的基础,是指影响课程与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的基本领域。考察课程与教学的基础,实际上是要确定课程与教学知识的外部界线、明确与课程与教学最相关的和最有效的信息源有哪些。换言之,是要确定课程的基础学科有哪些。然而,仅仅考察这些基础学科是不够的,我们还需了解这些基础学科与课程的关系,以及对课程的实际含义。   对于课程的基础应包括哪些领域,各人看法不一,提法也不同。例如,美国学者泰勒认为,课程目标的来源是:对学习者的研究、对当代社会生活的研究、学科专家的建议。坦纳夫妇()及塞勒等人(.)主张,一种有效的课程的基础是:社会、学习者、知识。英国学者劳顿等人和澳大利亚学者史密斯与洛瓦特()则明确主张以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为课程的基础学科。台湾学者黄炳煌认为,课程理论之基础为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和知识之结构。但他同时也承认,“知识之性质与哲学领域中的认识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把两者并在一起讨论,在理论上亦无不可。”看来,把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作为课程的三大基础(或基础学科)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事实上,每一个课程工作者不论持什么观点,也不论他自己意识到没有,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的概念、观点和方法等来充实自己的课程观,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课程实践。课程与教学论的基础几乎涉及全部知识领域,这里主要讨论其中最重要的三种,即哲学基础、心理学基础、社会学基础。它们对课程与教学论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并继续产生着作用。第一节课程与教学论的哲学基础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每一种课程理论和实践都隐含着某种哲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知识论方面的假设。因为不论我们如何看待课程,它总是与知识的性质及其传递有关。教师应该教些什么?学生怎样才能最佳地学习?课程应由谁来控制?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与一个人的知识观有关。课程与教学论的基础问题是人的问题、知识问题和价值问题。,需要获取哲学理性的支撑。关于人的哲学、关于知识的哲学、关于价值的哲学,成为每个课程与教学工作者难以回避的基本问题。(一)。在萌芽时期,课程与教学论还未从教育学中分离出来,但在教育理论中已经涉及到“教学什么”和“怎样教学”的问题。课程与教学论的哲学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和古代今国的孔孟时代。苏格拉底是在批判自然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概念论哲学的。知识问题和道德问题是他的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他指责自然哲学家们“完全不管人事,而对天上的事情加以猜测”,认为人们研究那种“人根本不能解决”。他主张“讲讲与人类有关的事情,”他研究虔诚、适合、公益、明智、刚毅、怯懦、治国之本等问题,因而在“教学什么”问题上,他的观点是很明朗的,他认为只有通晓与人类有关的事情的人才是高尚的,否则就完全可以说是不如奴隶。同时,他认为“德性即是知识”,知识就是对道德的永恒不变的一般概念的认识。要获得概念的知识靠直觉是不行的,还需要求知的方法。于是,他对“怎样教学”的回答,是产婆术,即要像产婆催育新生命那样激发儿童学习真知。柏拉图的哲学是一个以理念论为主线和理论基础的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的哲学对课程与教学论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其认识论和辩证法上。,所以它不是哲学思考和真正知识的对象。只有永恒的、不动的东西才能成为知识的对象和内容,这即是可知世界或理念世界。通过对感觉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分析与分解,按照“明暗程度不同”可以将感觉世界分为肖像和肖像所仿效的东西(即客观存在着的各种具体的事物),将理念世界分为灵魂凭借事物的假设进行推论所得到的东西(即数学和几何学),和“灵魂用辩证的力量把握到的东西”(即理念)。在柏拉图看来,没有任何一种配称为“知识”的东西是从感官得来的,惟一真实的知识必须是关于概念的。在《理想国》中,他认为要培养“哲学王”,就必须有整套的教育制度,并明确提出了“教学什么”的问题,其回答是“开始教育,应是先教音乐(包括故事)后教体育,”且“特别注重对故事材料进行选择”;而在“怎样教学”问题上,“重视给儿童讲故事”,认为讲故事是进行道德、政治教育的有效方式。在西方教育史上,柏拉国是第一个提出要精选教材的人。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Aristotel,前384一前322)对自己老师的理念论提出质疑,“任何事物都是形式(物体的普遍性)与质料(物体的特殊内容)的统一体”的观点,认为“形式”富于“质料”之中。例如,大理石是质料,雕像是形式,离开大理石就不可能有雕像。灵魂和肉体同样是不可分割的,与形式和质料的关系一样。灵魂可以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