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浅论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 不知从何时起,为人民服务没人讲了,代之以官员、砖家的口头语“以人为本”。乍听起来似曾相识,原来我国历史上还有“以民为本”之说。怎样理解这三句话呢?那就要了解其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及其在今天的现实意义。先探讨“以民为本”。“民本”思想产生在“官国”体制之下,对应的是“官本”。中国最早出现“民本”思想是在《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其中写道:“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史书中最早记载民是立国之根本的思想。此后,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法、墨等诸子百家,一直到封建社会末期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几乎都主张和宣传“民本”思想,从而使之成为中华文化中影响最广、延续最久的一种哲学和政治思想。然而,孟子也就只能提出:“民为贵”的民本主义思想;至于如何才能使“民为贵”,或许只好有待于君王们大发慈悲善心了,而“与民同乐”云云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不过,国家不“以民为本”,国民一旦失去应有的国民待遇亦或公民权利,国民也不负国民应尽的责任,国家的存在价值又在哪里呢?所以孔孟二夫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亦轻。”意在告诉“父母官”们善待“子民”,不要官逼民反,失去民心,否则,他的统治就不稳,他的利益甚至生命都难以保全。所以“以民为本”主要是针对执政者、权力拥有者的道德品质要求,也是利益分配要求。“以民为本”思想也是我国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兴替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再探讨“以人为本”。西方“人本”思想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对应的是“神本”。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神权淹没了人权,神性压制了人性,神灵吞噬了心灵。激发了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普世化运动,这才有了“以人为本”的说法。西方以人权对冲神权,以人性对治神性,以心灵对峙神灵,“以人为本”是说得过去的。但对于炎黄子孙而言,此论就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了。“以人为本”的人是抽象的,是自然人?仰或是“人性”、“人情”、“人道”、“人的利益”、“人的存在”?提倡“以人为本”可能出现形式主义和利益集团,铺张浪费,高调搞福利,搞环境,搞待遇,这些都可以以“以人为本”的名义搞下去。再比如,军队出操,在酷热和酷冷时就可以取消。理由是关心战士身体,提倡人性化训练,甚至于军队冲锋陷阵、抗震救灾,警察维持治安、缉捕嫌犯,在面临危险时都有理由畏缩不前。“以人为本”似乎不针对特定人群。但是这个“人”具体化之后,马上就会出现问题,一旦具体化,立刻面临着以“哪些人”、“哪些人为本”的问题,尤其是社会各阶级、阶层出现利害冲突时,“以人为本”,就有一个倚重、侧重的问题。如果以损害多数人的利益满足少数人的利益,那么这个“以人为本”就是有害的。君不见:工人下岗、农民工领不到工资、掠夺性野蛮拆迁等等,没见哪个“精英”站出来说要“以人为本”。相反,在“以人为本”的旗号下改造监狱,在罪犯管理上要人性化;在老百姓遇到不法之徒侵害正当防卫或见义勇为时,总有“精英”说三道四,胡说甚么侵害已经停止不能抓,要等警察来执法,要“以人为本”,反而对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抗争者和见义勇为者横加指责,甚至施加刑罚!真的停止了吗?抢的、偷得东西还给失主了吗?犯罪分子投案了吗?没有,何来停止!看两个简单例子。为了几个日本人赶飞机,强行停下列车,还警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