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汉语言文学论文,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包法利夫人的教育困惑《包法利夫人》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的长篇小说中的典型代表。小说讲述的是19世纪40年代发生在法国巴黎的一个悲剧故事,主人公爱玛是外省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在修道院度过青年时代,饱读浪漫派作品。成年后她嫁给一名乡镇医生——平庸、迟钝、不解儿女柔情的查理·包法利。她不安于室,先后成为道德败坏的乡绅罗道耳弗与自私怯懦的文书莱昂的情人。为了取悦莱昂,维持奢华的生活,她背着丈夫向商人勒乐借高利贷。后来莱昂对她生厌,高利贷向她逼债,受尽凌辱的她只有服毒自杀。在这个过程中,拥有不同思想倾向和不同自我角色定位的爱玛和包法利夫人集中于一人,她试图追求灵与肉的永恒和愉悦,在迷途中求得宣泄,在虚幻中获取满足。她最终的结局是令人唏嘘感叹的,她的理想是脆弱和变质的,她没有理清想入非非的浪漫与平庸的现实之间的剧烈反差,最终走向毁灭。基于当时法国社会的现实教育情况,爱玛的悲剧是否与当时的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呢? 一《包法利夫人》中严酷的写实绝对服从现实,正如福楼拜曾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为自己剖白,“我总觉得强迫自己深入事物的灵魂”,“而且特意回避偶然性和戏剧性”[2]。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教育制度世俗化正在不断地推进,“从大革命开始,世俗化的公共教育制度的建设就成为资产阶级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3]。但是“世俗化的教育体系是世俗教育和宗教教育、世俗学校与宗教学校并存的体系”[4],在这个体系中存在一种专门针对广大女子的特殊教育形式即女子宗教教育,“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中上层的资产阶级的女子大多要进修道院接受一段时期的教育,以陶冶性情,约束思想,为日后进入上流社会打下基础”[5]。很长时间以来,宗教教育在女子教育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的教会女子教育将宗教教育和家政教育结合起来,以期培养出具有基督徒品德的贤妻良母。费奈龙(Fenelon,1651—1715)在他撰写的《论女子教育》中就认为,“女子需要掌握的知识应该像男子一样,限制在与其职责相关的范围内;职业的不同应该使她们的所学不同”[6]。拿破仑针对女子宗教教育更是指出:“没有它,人们就无法统治;没有它,一个国家片刻都不会有安宁。”[7]于是从拿破仑时期起,就有大量宗教团体被批准从事女子教育,并指出宗教教育是女子学校的第一要事。1807年5月,他就埃库昂女子学校的教育问题写了一个意见书,提出了女子教育必须首先从极严格的宗教教育开始,“在这一点上绝不允许有任何妥协”。他说:“妇女头脑的薄弱,思想的不稳定,她们在社会所占的地位,她们需要永远服从……所有这些只能用宗教、用温柔慈祥的宗教来对付。”[8]尽管法国大革命严重冲击了当时的宗教教育,但是1815-1875年的法国由于革命的威力总让革命后获得统治地位的人感到后怕,“天主教作为一支保守的力量一直为不同国体下的历届政府所用,仍发挥着控制社会、维护秩序的作用”[9],就正如大革命的幸存者特鲁瓦主教也认为“王座与祭坛之间有着永恒的契约,二者生死相依,唇亡齿寒”[10],这为宗教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包法利夫人在修道院度过青年时代,接受的正是宗教教育,本应该偏于保守的包法利夫人的思想和行为怎会如此般反宗教教义呢?郑崧认为,“宗教学校的教育就像一把双刃剑……一个人接受宗教教育越好,则越不能忍受教会的严格控制。宗教学校的世俗知识教育必然会激发学生的世俗要求和期望,这种世俗要求和期望在更为复杂的社会中进一步增强。因此,教会学校的成功反而有可能削弱教会学校作为纯粹的宗教机构的影响”[11],同时伴随着自由主义思想逐渐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使得宗教教育在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又隐藏着从外部到内部的反因素。爱玛所接受的“学校”教育是不正规、不健全的,她可能正是受了这种不正规教育的毒害而陷入虚幻主义。二具体看来,爱玛完成到包法利夫人的蜕变,她所接受的教育可以分为三种形式即自然教育、宗教教育和社会教育。童年时期,她所接受的主要是自然教育。所谓自然教育,就是以儿童的“内在自然”和“天性”为中心的教育,即尊重儿童自身的身心发展规律,根据儿童年龄特征而实行的教育。它十分强调“自由”的思考,强调教育应以“天性”为师,而不以人或社会为师。这种教育主要是通过家庭教育来完成的。爱玛母亲去世得早,因此她所接受的自然教育是不完整的。这种教育会对爱玛产生重大影响,使她萌生最原始的自我思想,也就是本源思想:释放自己的本能欲望,追求属于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她大量阅读浪漫派作品,预示着她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她的越轨行为,体现着她对本能欲望的释放。爱玛的青年时代,她在修道院接受的正是宗教教育。佩吉认为宗教教育是“某种宗教或某些宗教在其信仰及实践方面所进行的灌输(indoct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