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北向之痛
——悼念钱钟书先生
黄永玉
钟书先生逝世了,活了88岁。
他生于1910年,大我14岁。
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1947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同路人》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
钟书先生是有学问的人,底子厚,他有恃无恐。我不行,我出道才几年,受不了这种惊吓,觉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应该受到这种蛮横的待遇。害我难过了起码半年。
既然是一起挨骂,倒去找了好几本钱先生的书来读。在同辈朋友中间开始引用钱先生的隽语作为谈助。
那种动荡的时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50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季康夫人有了交往,也曾提起过那本《同路人》杂志,钱先生说:“……老实说,我真希望今天他们福体安泰……”
50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东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全家营养的。他从来没有这么野性地生活过,有兴趣地问我这样那样,提一些担心的外行问题。他说他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一次这样的壮游,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于是顺手在一张长长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这张东西“文革”之前是在书里夹着的,后来连书都没有了。
他还说到明朝的一本笔记上记载的汉人向蒙古人买兽皮的材料,原先订的契约是一口大锅子直径面积的兽皮若干钱,后来汉人买主狡辩成满满一大锅子立体容量的兽皮若干钱了。他说:“兄弟民族一贯是比我们汉族老大哥守信用的。”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干面胡同宿舍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处,我有幸也搬到那里,正所谓“夫子宫墙”之内。打电话给他这么说,他哈哈大笑:“缘分!缘分!又绑在一起了!”
房子是好的,名声难听:“资本主义复辟楼”,后简称为“复辟楼”。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圈着可望而不可即的18幢漂亮的楼房,恰好冲着来往于西郊必经之路上,大家见了有气。那时时兴这样一种情绪:“够不着,骂得着。”后来缓和点了,改称“部长楼”,也颇令人难堪。
院子大,路也好,每个门口都可以泊车。有不少绿阴。早上,一对对的陌生和面熟的老夫妇绕着院子散步,互问早安。钱先生和季康夫人都能见得到,还有金山夫妇,俞平伯夫妇……天气好,能走得动的都出来了,要都叫得出名字的话,可算是一个盛景。
20多年来,相距200米的路我只去探访过钱家一两次。我不是不想去,只是自爱,只是珍惜他们的时间。有时南方家乡送来春茶或者春笋,先打个电话,东西送到门口也就罢了。
钱先生一家4口4副眼镜,星期天4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
家里四壁比较空,只挂着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画,可能画家与钱家有值得纪念的事。钱先生仿佛讲过,我忘记了。
书架和书也不多,起码没有我多,问钱先生:你的书放在哪里?他说:图书馆有,可以去借。
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
”
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
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你是个富贵闲人,你一来,打断了思路,那真是伤天害理到家了,人应该谅解和理会的。
钱先生和季康夫人光临舍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