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从《鹿鼎记》试论金庸对“侠”的解构
《鹿鼎记》是金庸小说的封笔之作,也是武侠小说中的“四不象”作品。《鹿鼎记》表面上看似一幕诙谐荒唐的喜剧,骨子里却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悲剧史诗和文化寓言,俗极而雅,奇而致真。在笔者看来它代表金庸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它超出了江湖恩怨、武林夺宝的旧模式,通过壮阔的画面与多彩的人物个性,运用调侃的语言,对他一直着力书写的“侠”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反讽与解构。主人公韦小宝是以一个反侠的形象走进读者的视野的,由于此形象的创新与反传统,他所带来的争议在“金迷”读者与“金学”研究者中一直未曾休止。
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作家向来相信“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观念进行创作, 武侠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侠士,这已经是一种共识。而没有侠义精神的小说还算得上武侠小说吗?因此有评论家说《鹿鼎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而是一部描写世情的反武侠小说。该小说的风格、故事情节与金庸其他作品相去甚远,彻底地打破了我们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心态中的“侠之梦”。
那么金庸先生是如何在《鹿鼎记》中对“侠”进行解构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是从小说的主角韦小宝身上来实现的。在论述这一论点前,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金庸先生其他著作中的传统侠者。
一、金庸其他著作中的传统之“侠”
什么是侠的行为?追溯起来,“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中的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一句。这句话写出了侠必有武,必会武,必能武之意。什么是侠的精神?金庸先生在为著名金评家吴霭仪的《金庸小说的男子》写的小序中说:“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当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冤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作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
传统武侠小说在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试图依靠武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倾向。武艺非凡是一个“侠者”必备的条件。《射雕英雄传》中生性迟钝的郭靖靠降龙十八掌独步天下,黄蓉的打狗棒法青出于蓝胜于蓝。《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的独狐九剑更加是使得出神入化。《侠客行》中的石破天在故事的最末也学会了侠客行剑法。《神雕侠侣》中的杨过算是武功学得最多的:打狗棒法、弹指神功、蛤蟆功、九阴真经、默然***掌。众观金庸除《鹿鼎记》外的小说,不仅所有的小说主角都身怀绝技,就连许多配角也都是武功了得。金庸笔下的大侠们,有哪一个不是练成绝世武功而在武林中扬名立万的?
“侠”在某种层面上来讲是儒家文化中的一部分,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忠孝节义。对父母亲要孝,对兄弟姐妹要亲如手足,对国家要忠,而对自己则要严格要求,做到讲信用、讲礼貌、讲义气、知廉耻。武德上者,侠士也。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侠”与“义”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飞狐外传》中的胡斐才称得上古典之侠,为了素不相识的钟阿四一家,追杀恶霸凤天南而不遗余力;还有反清复明的陈家洛、反明抗清袁承志、抗金卫国的郭靖、邱处机、反元保家的张无忌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郭靖,以一介平民之身,“铁肩担道义”,死守襄阳十数载,最后以身殉国。至于萧峰比起郭靖来是更上了一个层次的大侠,他处在宋辽对峙的夹缝中,面对契丹、大宋百姓的灾难,义字当先、以死弭兵。除此之外,令狐冲信守承诺接掌恒山派300多个尼姑让人感叹;就算是狂放不羁的杨过,在攸关民族大义的大事上也还是有分寸的。
金庸笔下的英雄人物大都深明大义,自觉地在为百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大侠是一种价值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文化英雄。他们都体验到生存内在的困境,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存在的意义,肩负起民族精神。
二、金庸小说中侠者形象的早期解构
可是金庸并没有沿着这条高昂的侠义之路写下去,后期的小说创作中,却渐渐地走上了对侠文化的解构这条道路,就是对侠观念的怀疑。《倚天屠龙记》中,金庸写过这样的对话“行侠仗义有什么好?为什么要行侠仗义?”“胡说八道,你说武林之中,当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么?”在这里,金庸借谢逊之口道出了江湖文化的本质,侠文化在消解江湖文化,维护秩序时的局限性。既然江湖是一个唯力世界(极权社会),波谲云诡,那么侠义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游戏规则,所以小说中,侠义往往敌不过武功和阴谋。
在《连城诀》中,我们就看到了当侠被逼上了生存绝境时,是如何的不堪一击。花铁杆设若不是被困在大雪山中谁也不会怀疑他是一代大侠,然而正由于他面对生存绝境时兽性战胜了侠性,卑躬屈膝,以致于吃掉义兄尸首,信口造谣,人性卑污大暴发,我们才不得不像谢逊那样,对侠的价值观到底有多大作用产生怀疑,对侠本身的道德标准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创作之初,金庸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