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突围
朱德发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命名是建国之初特定政治语境与审美语境的产物,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编纂和教学实践的检验,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到了新时期遭到质疑和挑战,重构学科意识与重写文学史已进行了突围性实验和积极探索。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学科命名,并由此生发出的学科文学史意识、理念、规范等,大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特定政治历史语境和审美历史语境的产物。
之所以命名“中国现代文学史”,且形成主宰半个多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已经体制化了的学科意识,究其原因可以进行多维度的探察,除了沿用在学科创立之前曾有的“现代文学”称谓外,主要在于:其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新阶段,这样便以新中国成立为界碑将中国20世纪文学切割为两大区段,从“五四”到建国前则名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建国后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至于这种划定是否合乎文学演变规律,后文将论及);显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定名,重要的是基于政治需要的考虑,这已是众所周知的。“现代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特殊意识形态随着建国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变化势所必然地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既要从理论导向上为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提供舆论支持,又要通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培养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建设与发展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其二,就文学自身格局的形成来说,五四文学传统其内涵的丰富性、冲突性和深邃性、多向性,为中国新文学演变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中经三十年代发展到四十年代已出现了各种形态文学的多元并存的局面;但这多元文学的发展态势却有强弱之分、主次之别,尤其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不是协调统一的,而是相当紧张。其中生成于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和苏区的革命文艺直接导源了四十年代延安文学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到了建国之初则成了强势文学,其他各种形态文学即使代表了五四文学的主导传统也因不合时宜而成为弱势,多元并存的文学格局就变成了独尊工农兵文学的一体化局面,这是文学的选择也是时势的选择。况且“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它的指导思想、阶级性质、文化范畴、历史地位乃至价值标准、方针路线等,早已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献中有了明确的论述,“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便被权力话语纳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范畴,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新中国成立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终结,研究并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意味着在研究和书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于是《新民主主义论》成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理论经典,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就是对这一理论经典的印证和阐释,这也是将新中国成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底线的唯一的理论根据。其三,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在建国之初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新学科,不论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建设的不遗余力推动其发展的绝大多数作家,或者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新学科建构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欣然接受并认同“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个学科命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做了题为《在反动派的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周扬做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这两个报告分别对抗战以来国统区和解放区文艺发展的情态作了总结,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