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八)二十世纪史学理论研究综述王旭东
21世纪为广大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理应在原有的基础上,迈出更大的步伐。这就要求我们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不断做出新的总结,不断创新。尤其在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上,更需要创新精神。
回首20世纪,在中国史坛上出现过多少耀眼的名字,留下了多少深深的脚印!特别是在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研究上,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也存在许多问题。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刻,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我们很有必要对此做出认真的总结与反思。
众所周知:一个时期的史学理论方法论总是与时代的变动联系在一起的,而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史学理论方法论对历史变动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回眸20世纪一百年的历史进程,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大变动,主要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和美国霸权主义的形成带来的世界动荡;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建立与8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新中国的建立和80年代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里我们只就中国的史学理论方法论有关的问题作一回顾。
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以梁启超为旗手的新史学派。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第一位输入西方史学的代表人物。他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学革命”。他认为:“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梁启超《新史学》的发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使中国史学开始脱离2000余年的封建传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梁启超在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他创建了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其基本要点有四:
第一、他将公羊“三世说”与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进化史观。1902年他在《新民丛刊》上以“新民”笔名发表了《新史学》一文,公开揭起进化论的旗号,提出了新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的命题。他认为“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梁启超痛恨旧史学之四弊,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此四弊又复生二病,一曰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曰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他竭力鼓吹“史学革命”,提出新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以区别历史循环论,以求得公理公例。他认为新旧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史学理论基础的不同,即旧史家所信奉的是循环论、复古论和宿命论,而新史学家信奉的则是进化论。“中西杂揉”的历史进化观,是梁启超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核心。
第二、在宣扬进化论历史观的同时,梁启超还将当时西方史学的一些流行观点,如地理环境决定论、个人英雄意志论、文化传统决定论等介绍过来,并加以吸收,使其史学理论表现出一种“多元论”的倾向。如他一面强调“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一面又说,在历史运动过程中,心力作用必须要受到物的限制。他认为历史进化的基本制约力可分二类:一是心力,即支配人类历史活动的心理意识。二是物力,即人们进行历史活动时客观存在的各种现实物质条件,乃至上层建筑方面的限制因素。他提出物力包括如下三种:一是地理作用,认为地理环境的支配力,“其伟大仍不可思议”。它可以影响人们的素质、生产活动、物质生活、对外交通、思想习俗、文化传统乃至政治制度;二是人种因素,他认为人种不同,是造成东西方历史不同和今日世界西方强于东方的原因之一;三是文化传统力量,他认为文化传统对推动或抑制历史进化起着很大作用,甚至国家的盛衰存亡也是文化传统决定的。
第三、梁启超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各种近代自然科学方法,积极吸收其他科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从而使他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不断更新,呈现出一种开放型的史学特征。他主张在史学研究中,要不断修正以前的错误,今天向昨天挑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我到八十岁,还要向七十九岁挑战!”充分表明了他锐意求新的治学精神。
第四、梁启超强调史学的作用在于教育团结国民,激励爱国心,推进社会文明。他在《新史学》一文中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宗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此外,梁启超还对史家“四长”——史德、史学、史识、史才提出了具体要求。史家“四长”之说,源于唐代刘知几和清代章学诚,梁启超又溶入了新的含义。如“四长”的排列次序,刘知几以才、学、识为序,章学诚加上了史德。梁启超则以德、学、识、才为序,突出了资产阶级史德观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知道,“五四”时期是一个开放的时期,各种西方思想纷至沓来,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五四”时期兴起的中国史学新思潮即是这种影响的产物,它与西方史学、特别是其中的新史学潮流关系密切。
西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