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明朝货币制度篇一:明朝的灭亡与其货币政策之间的联系明朝的灭亡与其货币政策之间的联系 Pb120XX021许默朱元璋作为一个马上皇帝,其武功是毋庸臵疑的,然而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他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和节俭为上的保守思想,导致他开国之后制定了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明末满清入关,中国历史实现了一次大倒退,然而其根源在开国之初便已种下了。大明宝钞发行与早期通货膨胀明政府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发钞制度。首先规定国家垄断发行权。洪武七年,朱元璋设宝钞提举司,第二年令中书省造大明宝钞,民间通行;严禁伪造,在宝钞上印明“伪造者斩,告捕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等语;以金银为标准,更定宝钞与金银的比价,即:“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同时命令工部铸钱,以小钱和宝钞通行,推行宝钞为主币,铜钱为辅币的制度。所发货币以官员俸禄、军士月盐等财政支付手段发行,以商税等回收。另外还有回收“用久昏烂之钞”的倒钞法,“洪武十三年,令所在臵行用库,许军民商贾以昏钞纳库易新钞,量收工墨直”。但同时宝钞的发行制度存在重大缺陷。按照现代货币银行学理论,纸币的发行要有可靠的信用保证,即要有一套合理的发行准备金制度,有了准备金,发行的纸币才是可兑换的信用货币,其发行才可能成功。这就是中国古代的“钞本”制度,元代行钞即有金银或丝为钞本。明代则无此储备,只给新钞为钞本,“洪武二十五年设宝钞行用库于东市,凡三库,各给钞三万锭为钞本,倒收旧钞送内府”。同时,宝钞发行后,“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实际上从法律上否定金银的货币价值,将之定位为货物。这样,“大明宝钞”的发行,便成为一种无本位金、不兑现的纸币发行制度。而这样一种制度的实行,由于没有金银或铜钱作为主币,无法使用其自身的价值作用来自发调节纸币的市场流通量。同时当时纸质较差,大明宝钞难以耐久,而又易于仿制。且明代纸币只发不收,致使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宝钞泛滥成灾,发行当年就通货膨胀,贬值极快,人民纷纷弃之,终以失败告终。二、铜钱铸造与私铸盛行铜钱的铸造发行,在明代始终长期断断续续的进行。但作为政府的主要发行货币,是在宝钞基本退出流通领域之后。明初,朱元璋在京师设宝源局,各行省设宝泉局专事铜钱铸造。此后一直到明末崇祯时候明代历朝政府都发布有关与铜钱铸造或发行有关的命令,然而在整个明朝历史中,铜钱的铸造和发行政策都非常混乱和不连贯。铸币发行中最大的问题是私铸的盛行,这在明代始终存在,而且数量不菲,它们与国家“制钱”竞争,使政府钱法不通,进而对国家财政造成影响。如叶梦珠《阅世编》卷七载:“私钱无代无之,而惟崇祯时最盛。”《明史》载,嘉靖时,“民间竟相私铸嘉靖钱,与官钱并行焉”。而私铸伪造一般质量很差,重量不能达到国家标准。如嘉靖时“民间行烂恶钱,率以三四十钱当银一分。后益杂铅锡,薄劣无形制,至以六七十文当一分。剪楮夹其中,不可辨”。有史籍甚至描绘为“轻薄制小,触手可碎,字文虽存,而点画莫辨。甚则不用铜,而用铅、铁,不以铸,而以剪裁,粗肉具好,即名曰钱”。为了解决铸币流通中仍然出现的“钱法不通”和严重的私铸争利现象。明政府还是从法律和经济上采取了应对措施。首先,是法律上的禁令严法除了一再的“严私铸之禁”外,《明会典》上载;“凡私铸铜钱者绞,匠人罪同,为从及知情买使者各减一等,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若将时用铜钱剪错薄小、取铜以求利者,杖一百。”但这样并不能与市场经济规律相抗衡,其结果是“死罪日报,终不能止”。经济上,主要的手段是严申铸钱规格,提高国家铸钱质量和数量,因为铜钱作为金属货币,与纸币不同,本身是有价值的,一般铸造发行的是不足值的货币,发行者可以在其实际价值和法定价值的差价间获得铸造的利润,即铸息。铸息由发行机关获得。如果流通中铜币的数量和质量接近本身价值量,则铸钱利润日少而至无利可图。这就需要政府在铸币的质量和数量上下工夫。当时政府官员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明史》记载万历时,“采工部言,以五铢钱为准,用四火黄铜铸金背,二火黄铜铸火漆,粗恶者罪之”的提高铸币质量措施时说“盖以费多利少则私铸自息也”。然而,这一措施同样并未很好地执行下去,户部后来汇报说:“初铸时……仅逾十年,而轻重不啻相半。”不但如此,因为铸造不足值的铜钱得到的铸息更多,政府一再强调铸息收入,主管铸钱的官员和工匠又从中营私舞弊,明代实际铸出的“制钱”质量经常很差,与私铸钱币没有多大差别。如嘉靖后期铸钱“铸工竞杂铅锡便,治,而轮廓粗粝,色泽黯”,导致“奸伪仿效,盗铸日滋,[政府铸造的]金背钱反阻不行”。而明后期,因为战争频繁,财政吃紧,影响到铸钱,“天启、崇祯新铸钱日以恶薄,大半杂铅砂,百不盈寸,掷辄破碎”。白银的流通与短缺宝钞与铜钱的失败使人们最终选择了白银这种贵金属作为与铜钱并行的流通货币,然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