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
林增平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第八章《有志竟成》里提到:“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论者或据此断言,1885年中法战争的时候,孙中山即已确立革命思想。此说实可商酌。依据此后发生的史事,这个时候,孙中山只是对清廷的腐败无能感到愤慨,偶尔萌发了反抗的思绪。至于坚定其推翻清朝,确认中国必须以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的信念,则是经过十多年的反清斗争实践,遍历欧美各国,体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善政和弊害,逐渐地同改良思想划清界限,到1903~1905年间,才可说是具备了明确的、坚决的、基本构成体系的民主革命思想。
一
从开始进行政治活动到1894年11月创立檀香山兴中会,孙中山是一位服膺维新学说的改良派人士,而不是革命家;檀香山兴中会还不是革命团体。
在此期间,尽管有过孙中山与陈少白、尤烈、杨鹤龄等被称作“四大寇”;孙又曾与陆皓东、郑士良等八人聚会于广州南园抗风轩,商议创设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等记载,但都出自后来的追述,记忆容有误差,仅可供参考,不能作为坐实孙中山当时即具备革命思想的确凿证据。而另外两篇见诸载籍的文章:一是经郑观应略加修改,辑入《盛世危言》中的《农功》篇;一是连载于《万国公报》第六十九、七十册的《上李傅相书》,则无庸争辨是衡量那一阶段思想主流的可靠资料。
无疑,《农功》一文如果不是同郑观应的主张翕然契合,郑就不会收入他的集子。而《上李傅相书》,则是经郑观应、王韬增删润色,并力加推毅的篇章。其中不仅关于教育、农事、实业、商务各方面利弊兴革的阐述,与同时改良派人士的见解并无二致,且其中提出的四条纲目:“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也明显地出自1892年刊印的《盛世危言自序》、(使人尽其才,使地尽其利,使物畅其流),惟增加一条。而在维新理论上,似也与郑观应有所师承。如《上李傅相书》叙述:“……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惜日久废驰,庠序亦仅存其而已。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
上述观点,与郑观应《盛世危言》中《道器》篇的看法,如出一辙。《道器》中称:“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阙《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
又《盛世危言》《学校》简称:“今泰西各国犹有古风,‘礼失而求诸野’,其信然欤!……”
故从《上李傅相书》上开行文立论来看,若非孙中山因服膺郑说而直接征引,则是郑观应于修改时捉刀代庖。所以,无论从思想渊源还是就其具体内容而论,《上李傅相书》是孙中山为当时中国设计的一份变法改良的“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
终19世纪之世,鼓吹变法改良是一种进步运动,从王韬、郑观应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可说是站在时代前沿的先进志士。而且,就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度而论,也还不能为造就一代民主革命家提供最起码的条件。因此,认为孙中山从19世纪80年代至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期间是一位改良派人士,并不曾有损于这位伟大人物的令名,反而可以说,正是这样如实估量,更能顺理成章地探讨孙中山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他与时俱进的气质,比起把他说成为一开始就是革命者更近乎情理。
将上书李鸿章看作孙中山志在维新改良的政治实践,在学术界还不会引起过多的异议,而若否定檀香山兴中会的革命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