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起,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止,这是一段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当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革命党的组织陷于土崩瓦解,中国天空上满布着黑暗的阴云。在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但是现实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蚕食和鲸吞;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一九一三年七月,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南京、上海、江西、安徽、广东、四川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反袁起义。我们深悔从前未能坚持建立革命政权,而把政权轻易地让给袁世凯,现在不得不在力量悬殊的情形下起来作斗争。我们还想凭着勇气和热情来挽救流产了的辛亥革命。但是起义各军准备不足,心志不齐,又未及时号召民众起来反对袁氏违法乱纪,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军事行动上,结果,在袁世凯的强大军事压力下,起义好象昙花一现而失败。仅存在南方几省内的一点革命军事力量也被摧折殆尽。起义失败后我还留在上海。我并不认为革命从此就完了,我相信袁世凯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所以想隐蔽在上海,继续为革命做一点工作。但是袁世凯并没有放过我,指名说我是四川重庆熊克武反袁起义的策动人,对我下了通缉令。我在上海站不住脚,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亡命法国。我在法国巴黎居住了两年多,思想上非常苦闷。“中华民国”成立了只有一年多,中国的政治局面就弄得那样糟糕,革命爱国之士或死或逃,我也被军阀撵到了外国,革命失败得真是再惨痛不过了。我时时刻刻惦念着中国的情形,希望革命火焰会再一次迅速地燃烧起来,把丑恶的军阀统治烧个干干净净。一九一四年春季我没有入学,痴心指望着很快地能再有一个回国参加斗争的时机。但是过了半年,国内没有一点革命发动的迹象,而且袁世凯还修改了民元约法,解散了国民党以及国会,担任了终身大总统,许多北洋派爪牙也纷纷爬上了各省都督的位置。看起来袁世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我的归国希望暂时也不能实现,于是决心先埋头读书。辛亥革命以前,一九○三年我初到日本时,决心要学一门科学,选的是电气工程,由日本成城中学毕业,考入第六高等学校,边学习边作革命工作,一九一一年毕业,未入大学即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我原来学的是工程技术,但由于国事日非,只得经常从事革命活动,深深感到“所学非所用”,于是进了巴黎法科大学,改学政治经济学。亡命巴黎的两年多,看到了不少事情,接触了不少人物,长了不少见识。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交战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彼此疯狂地屠杀,整个欧洲沉浸在血泊中,好象一个大屠宰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已暴露无遗。同时,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盛行一时。一九○三年我在日本东京曾经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不过那时候一面在学校紧张地学习,一面着重做革命的实际活动,对这种学说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放过去了。这时,又从新看到这种学说,感到格外亲切。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这个远景虽然是美丽的,但是如何能够实现它?我们当前应该做些什么?我仍旧是茫然的。我曾经和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谈起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