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试论我国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驱动与制约
摘要: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从需求和供给两层面分析我国1978年~2008年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驱动与制约,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政府举债能力影响下,就业规模增长,大量富余人员走向劳动力市场,由不可测度的生产力变为可测度的生产力,扩大了潜在税基;城市化规模扩大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重要正向驱动因素,而人口规模和对外开放与公共支出规模增长间呈显着负向关系。我国的公共支出规模在长期内要以就业增长为基础。
关键词:公共支出规模;税收能力;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和人们对政府角色认识的新变化,公共支出膨胀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自1995年以来,我国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处于上升趋势,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偏低。公共支出规模涉及公共财政基本职能的实现,其增长是个缓慢的过程,受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公共支出规模研究得到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所指的公共支出为公共财政支出,即政府执行其职能的成本。
从国外看,大部分学者将公共支出规模增长归因于需求面因素,即人们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如Musgrave(1966)、Peacock & Wiseman(1967)、Mueller(1989)、Dao(1995)等。随着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人们研究的视野逐渐开阔,不仅考虑需求面因素,同时融入供给面因素和政治面因素。供给面因素强调公共支出能力尤其是政府税收能力对公共部门规模的影响,如Kau & Rubin(2002)、Kenny & Winer(2001),Tridimas & Winer(2005);政治面因素强调不同的政府结构如官僚主义(Nis
kanen,1971;Oates,1985)、民主制度(Boix,2001;Lott & Kenny,1999;Mueller & Stratmann,2003)等。这些研究对解释公共支出规模增长提供了新的理论上的洞察力。
这些研究都不是针对中衡预算的假定,没有考虑政府债务的存在。另一方面,政治面因素与需求面因素本质上是一样的。与发达国家成熟的政治制度不同,我国是一个在摸索中、追赶中前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共决策的作出首先是视现实经济发展需要而定,官僚主义等政治影响的确存在,但终究受制于现实需要,并作用于现实经济。因此,就我国目前的情况,将政治面因素分离出来是多余的。由此,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影响因素可以归为两个层面,即需求面和供给面,需求面因素驱动公共支出规模正向增长,供给面因素则对公共支出规模形成制约。
如此,在我国有关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研究中,大部分只能归为需求层面的研究,如牛增福(1998)、王雍君(2000)、杨继和刘柯杰(2002)、汤玉刚(2006)等,且由于统计口径不同,结论也不统一。赵志耘(1998)、常世旺和韩仁月(2008)虽然指出公共支出能力即收入是制约公共支出规模的关键因素之一,但这个结论比较模糊,没有进一步分离收入来源,也未考虑政府赤字。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虑政府的举债能力,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进行分析。
二、公共支出增长的驱动与制约:理论和假设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