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内容简介高尔基(1868—1936年),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高尔基文学遗产中最优秀的部分之一。《在人间》是这套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二部,讲述的是少年高尔基走进社会,工作(实际上是童工)之后的种种丰富多采的经历。高尔基十来岁就开始到鞋店做学徒,后来又到轮船上做洗碟工,到一个绘图员亲戚家做助手兼佣人,到圣品店做店员,在建筑包工头手下做助手,并相继接触了一些上层人物,看到了许许多多或美或丑、或奸或愚的社会现象。高尔基通过回忆他少年的经历,向读者展示了19世纪中叶俄罗斯的种种社会现象。译本序言韩静霆俄罗斯艺术大师的作品,是我的教科书。我怯怯地望着文学之门而颤栗的少年时代,看过一幅油画,画中列夫·托尔斯泰正在写书。那是一间木板搭起的阁楼,光线昏暗,老爷子和木板房以及低矮的旧木桌融为一体,混沌沌的。感觉中外面的世界全都消遁了,只有托氏在往低矮的木桌上掏什么。任怎么呼叫,托氏也不会把眼珠转过来,不会停止他手里的活计。他那宽松的绣花衬衫像个大口袋,也许《复活》里的玛丝洛娃,还有《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人公,都在那个大口袋里活着,一不小心就跑了出来。倘若老爷子托氏没有活过两辈子三辈子,如何会从衣袖里掏出了那纷繁多变、摇曳多姿、多情多泪的生活?列夫·托尔斯泰是世界级的老祖父。列夫·托尔斯泰生着一大堆胡子。俄国多数艺术大师都是大堆大堆的胡子。高尔基也有胡子。我想我没指望了,在世上混了五十年,也干文学的活儿,可胡子还是没有如意如数地长成堆。最初是从小人书上认识高尔基的。那会儿,我自己也是小人书。《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母亲》⋯⋯这些书让我知道了高尔基同志的祖父是个穿着旧呢制服的沙俄军官,外祖父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是列宾油画中裸露着赤铜色脊梁的那种人。也知道了高尔基在鞋店做过小徒弟,甚至和他一起看见了鞋店老板怎样去抚摸女客的肥足,又吻自己发臭的手指,听见了躲在门后的高尔基咯咯的笑声。高尔基是我和我们几代人的童年的伙伴。后来在中学课本里读到他的《海燕》。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刘湘林是长沙人,喜好并擅长用湖南调儿朗诵: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湘林老师那昂首向天的样子,和他那乍大乍细的音乐般的声调,还有那频频出现的泛音(四十个字中有“大、风、集、燕、色、电、傲、飞”八个泛音),引起我们浓厚的学习兴趣和临摹欲望。于是,我读书的关东小镇中学里,到处飞翔着湖南的“海燕”。这只“海燕”,一直随着我飞入京华。随着阅读高尔基作品量的增大,我渐渐偷窥到了他那颗饱经忧患、饱含真情的比海洋和天空还要博大的心灵。还了解到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早在九十五年前(1900年),就发信邀请契诃夫说,“一同到中国去吗?⋯⋯一同去吧!”他又说,“中国的念头在折磨我。非常想到中国去!”虽然高尔基终于没能摆脱中国诱惑的折磨,没有趟过黑河,不过,七年以后,1907年,光绪年间,他的作品趟过了黑河进入中国——有了中译本。优秀作家的作品是通行世界的“绿卡”。高尔基的声音穿越了空间的壁垒和时间的隧道。印象非常深的是高尔基曾经写过,他梦中有一双破旧的靴子,在不停地行走。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俄语是一门课程。因为我读音乐学院前在社会上做工,从未学过俄文,同班同学却已在附中至少学过了三年。我听课如听上界的天方夜谭,跟不上进度,就郑重要求免修了。如释重负,欢呼雀跃。若干年后,我有了随作家代表团出访苏联的机会。这分明是很不客气的玩笑,或者叫做惩罚。来到俄语成为生活必需品和生命的一种元素的世界,我忽然就变成了聋子、瞎子和哑巴。没有翻译刘宪平陪同,不能上街,不认识路,不懂问路,不会看地图。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地铁发达,可那一层又一层深下去的地铁,对我来说就是地狱,下去了不知怎么出来。因为语言的关系,很难再搞什么细腻描绘,幽默调侃,诗意盎然了,说些话都直观而且直白,为了让翻译尽快地传达过去。翻译十分热情,热烈,尽心,尽职,越是这样就越不容易。遇到人多的场合,与苏联作家朋友面面相觑,只好东张西望,等着翻译从别人那儿忙完了再开口。这时候,知道国语说的什么“眉目传情”,其实是有限的,倘不先递了话去,真不知道怎么传,传给谁?还有大家常说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风流”个鬼!风马牛不相及!吃饭的时间也因为语言的关系变得冗长,累人,一切美丽的多情的诗意的祝酒词都必须重复一遍。一次宴会上,我与一位苏联名作家夫人试着“对话”,她把两指竖在头上,哞地叫了一声——请我品尝牛肉;我把两手掌伸开,做波浪状——请她大餐鳕鱼。可是,轮到土豆沙拉,我们全都没办法了,手语无法表述,只好用钢叉敲盘子了。假如没有翻译,我还敢趟过黑河吗?过了黑河又做什么去?更不要说读高尔基了。《克里姆·萨特金的一生》、《阿尔达莫诺夫家事》,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