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序言Ⅰ,对于这个种族,人们在20世纪或许可以毫不夸张他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有可能变得和阿兹特克族或印加族那样完全消失。我指的当然是文体派历史学家们的伟大种族。象罗斯科和梯叶里或者象其更伟大的同时代人麦考莱一样,普雷斯科特竭力模仿修昔底德。他也怀有很大的抱负,要与最新的小说竞争,要使他的书成为妇女们闺中读物,并且年复一年地作为圣诞节礼物相赠送。客观环境,坚强的意志、超群的记忆力以及天赋的智能和方法这些因素,可以说已注定了他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不是缺乏耐心的人,而是甘愿一一点一滴地获得一整套渊博的学识,确定的观点,以及既定的“历史原则”——就象罗伯逊和哈兰所掌握的那样——这些是他那个时代有势力的《季刊》对所有敢于在历史写作这个需要高度华丽辞藻的领域里一试身手的人所提出的要求。想在这种制度下写作历史的人必须经受缪斯神的长期考察和赐予灵感。在虔诚地顺从这一严峻的考验之后,也只有在这以后,他才能得到那些在鉴赏情趣和文学主张上是公认的公断人的认可,从而正式成为一名合格的和得到承认的历史学家;直到二十五或三十年之前,所谓历史学家就是指用形象化的生动散文描述过去的事件的盛况和细节的人。此外,他的散文必须由于具有那种庄重性“бπονδаóyγηζ”或者说高超绝伦的严肃性而显得激励人心,这就是阿诺德所宣称的经典作品的标志,而且它必须因对传记素材进行了伦理的和升华的处理而描绘得感人肺腑和富于人情味,这些素材作为“无数传记的精华”(斯威夫特语)必定要在旧式历史概念中占支配地位。也许用不着指出,20世纪的历史学家不考虑这些问题。他有别的当务之急。他不要求自己的著作使人爱读。他不需要拔高一个人物或者粉饰一个孤立的事实。他对所有这些奇妙的旧式的框框持怀疑态度。只要稍微使用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就会使他相信,旧式的阐述并不是完全超脱利害关系的——所表达的决不是全部真相。像魔术师把牌变出来一样,历史以促使向它提出问题获得解决才维持了它的尊严。只要向它问及稍微越出常规之外的事情,它就无以答对。因此,新学派说,必须要求各个历史时期的善于文饰的大师们停止片刻,与此同时,它试图从这些大师们的贬责和颂扬之词中探索必要的解释。因为新学派极不相信文体学派历史学家(人们如此称呼他们),认为他们毫不犹豫就容许那种格调和那种偏见,容许夸大成功,少讲败绩,这就模糊了他们对历史的更深入的趋势和影响——过去时代的经济的或制度的意义——的理解力。旧派历史学家以旧史书、旧的年代记、党派发行的小册子和党人的回忆为著作的基础。新派历史学家表现了明显的偏重文件的倾向,这些文件诸如契约、名册、特许状、法律、法院的令状、条约以及赏金等以格调和偏见的污名非难不了,也不值得去非难。目的的不同由这样一种说法暗示而不是说明,即旧学派崇奉文学描述的神龛,而新学派越来越倾向于向科学阐述的祭坛奉献香火。言归正题,普雷斯科特可以说是旧学派的一个杰出的典范。他不是一位伟大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或是一名对湮没的历史真相的不知厌烦的探索者,更不必说是一位孜孜不倦的文献学家或是现代类型的校勘学者。另一方面,他远非是以某些人说的麦考莱的那种激愤和偏袒的笔调从事写作的;高度评价过密特福作品中的这些特点的拜伦会更加热烈地称赞莫特利作品中的这种笔调。不,普雷斯科特的写作态度象哈勒姆一样公正周密,他的毫不偏袒可能只有一名波士顿唯一种教派的教徒才能如此(他甚至小心翼翼地避免受到诱惑去触犯英国人,这在旧学派的美国人通常是压抑不住的),而且有如吉本一样文采绚丽。约翰逊有一次在谈到罗伯逊时说,他将被他自己的重量压垮——葬身于他自己的词藻之中。普雷斯科特不能全然免于这样的指责。当代大多数读者都承认,他的风格有些过于华丽和矫饰。人们用珠宝来装饰自己是当时的风尚。在正式的评论文章中,诸如普雷斯科特模仿高水准的《季刊》的风格为《古老的北美》[美洲评论]所写的文章中,出于一个有知识的人的自尊,他竟然挥舞起连根拔起的万能的知识之树①。这样一种实践使他的笔调产生了某种僵硬和拘泥的特点,这使普雷斯科特总是难以摆脱这一困境。他的特点是永远也写不成一封简短的信。然而,我们也必须为普雷斯科特说几句公道话,他远不象罗伯逊或吉本那样浮夸。他的散文风格最好的时候也许可以与最相近的罗斯科、梅里维尔或米尔曼的散丈相媲美。它从不马虎潦草、从不疏忽、从无偏见和绝不枯燥;即使在缺乏灵感的时候普雷斯科特的作品显得有些生硬和呆板,可是他的文章从来不是晦涩难解的,也从来不是令人生厌的;由于他不善于夸夸其谈或哗众取宠,所以他总是规规矩矩地使他的风格适合于他的内容,这一点最终很有成效地蕴蓄他的风格。然而,他的最大长处在于他的安排布局。在其成熟期,他日以继夜地献身于此,犹如他在其青年时期日以继夜地潜心模仿艾迪生的散文风格一样。他持续不断地酝酿构思他的作品,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