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莫言《枯河》《倒立》中的权势与奴性内容摘要:莫言小说中有诸多关于权势的叙述,短篇小说《枯河》《倒立》就展现了不同时代的权势和权势导致的奴性。因为时代不同,权势与奴性在人身上的作用和体现也不完全一样。权势表现在《枯河》里是外在的、极度膨胀的,使人被迫为奴,人伦颠倒亲情异化是显而易见的;表现在《倒立》里是内在的、深入人心的,让人甘愿为奴,对人格尊严的扭曲则是隐性的。两个时代的权势及奴性的对比,呈现出一种退化。关键词:莫言《枯河》《倒立》权势奴性在莫言的作品中不乏关于权势的叙述,短篇小说《倒立》整个就是对现代社会中人对权力的膜拜与畏惧的描绘,早期的《枯河》虽大篇幅描写父母亲人对孩子的毒打,而施暴之因却是来自“干部”的权势。在官本位的社会里,有权势的人高高在上,拥有地位拥有财富,无权势的人卑微低下,久而久之,奴性由外而内。《枯河》与《倒立》都写权势,都写奴性,却不尽相同:一个是1976年前的压抑的乡村,一个是1976年后的喧嚣的城市;一个是非正常时期的官民极端对峙,一个是常态社会里同学聚会的一团和乐;一个是外在权势的极度膨胀压迫得亲情苟延残喘,一个是内在官本位思想导演着一场出乖露丑;一个是不得不卑躬屈膝、暴打亲子以求得生存,让人怜悯,一个是心甘情愿奴颜婢膝、卖乖讨好以获取利益,招人鄙视;小虎“用屁股迎着初升的太阳”,是一种颠倒,谢兰英“裙子就像剥开的香蕉皮一样滑下去”,也是一种颠倒,然而颠倒着的不仅仅是这两个人,还有人伦与人格,物质进步了,人却退化了。,在《枯河》中更多的表现为外在权势膨胀,在《倒立》中则是内在官本位思想。权势的膨胀挤压着普通民众的生存空间,官本位思想侵犯着人的思想自由。两篇小说都没有明确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但显而易见,《枯河》中的故事发生在1976年以前,《倒立》中的故事在1976年以后。以1976年来划分太过笼统,却已足够说明问题。1976年以前,说是消灭了阶级,实则拉大了官与民的距离,加深了官与民的对立,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尤为明显。人被划分为三六九等,贴上各种标签。在小说《枯河》里,主人公小虎家被划分为上中农。这是一个具有“暧昧性”和“摇摆性”的成分,表现好可以被贫下中农和雇农团结,表现不好则可能被打成富农,“进入万世不得翻身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行列。”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份,小虎家人不得不忍气吞声如丧家狗般夹着尾巴做人。小虎一家人是民,而且是成分不好的民,与之相对的则是官——支部书记,即小珍的父亲。因为支部书记有权,所以住着全村唯一的瓦房,所以小虎不可以去小珍家玩,所以若不是爬上了白杨树小虎永远也看不到瓦房前的院子。“村中央那棵高大的白杨树把顶梢插进迷蒙的气体里,挺拔的树干如同伞柄,气体如伞如笠,也如华盖如毒蘑菇。村庄里的所有树木都瑟缩着,不敢超过白杨树的高度”,“白杨树把全村的树都给盖住了,犹如鹤立鸡群”,两句对树的描写正是官与民的写照,也是权势极度膨胀的隐喻。 1976年以后,消除了对人三六九等的划分,却消除不了官贵民贱的观念。表面上人人平等,实际却并非如此。看《倒立》中的九个人物——“我”、“我”的老婆、老秦、谢兰英、粮食局局长董良庆、交通局副局长张发展、政法委副书记桑子澜、新华书店副经理“小茅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孙大盛——四民五官,哪一个头脑里没有“官本位”?聚会之前,“我”还可以虚张声势地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