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在自治与自主之间——论我国大学章程的价值追求
【摘要】对于应然价值追求和实然价值追求的混淆是我国当前大学章程难产的重要原因。在现行的制度环境下,我国难以实现西方意义上的、完全的大学自治,因此应当将“自治”作为应然的、终极的价值追求,而把法律规范和政策文件中明确承认的“自主”作为实然的、务实的价值追求,从而以应然和实然的二元划分的逻辑为起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关键词】大学章程;自治与自主;应然与实然;价值追求;现代大学制度
目前,对大学章程的研究方兴未艾。教育部于2012年6月公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提出的“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更将为相关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但与官方的重视和学术界的关注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我国大学章程制定工作的推进却显得格外步履维艰——时至今日,我国1600余所公立高等学校中仅有不到30所高校制订了章程,比例不足2%,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具有极大社会影响力的知名大学的章程都处于难产状态。[1]更令人担忧的是,即便是少数已经出台了章程的高校,其实施的现状亦不容乐观。
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和形成的历史增长期,既具备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推动,又存在高校本身的改革热情,然而作为现代大学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章程的制定何以如此艰难?笔者认为,我国大学章程价值追求的错位是该问题的重要成因。
一、作为大学章程价值追求的自治
“自治”在《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被解释为:“某个人或集体管理其自身事务,并且单独对其行为和命运负责的一种状态。”[2]作为西方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自治几乎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大学章程的确立被不断诠释、实践与发展。在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极大发展的今天,不论是西方还是我国的大学,都对“自治”有着极高的热情,因此,将“自治”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载体——大学章程的应然价值追求,也便顺理成章了。[1]
(一)西方大学章程中的自治:应然与实然的统一
自治既是西方大学章程的应然追求,也是实然追求。首先,在西方大学成立之始,自治就随着特许状(charter)的颁布而深深根植于大学精神的深处。依照特许状所确定的根本性事项及授权,西方大学通过自定章程的方式在学校与当局(世俗的或宗教的)之间划出了明晰的界限——章程成为一道强有力的“防火墙”屏蔽了来自外界的不当干预,维护了大学这块学术自由的净土。因此,不论是对历史的考察还是对现状的分析,自治作为西方大学章程的应然价值追求从未改变。其次,自治也是西方大学章程的实然追求,这主要是指西方所确立的一系列外部辅助制度对大学自治提供了强有力的、全方位的保护。当然,大陆法系国家和普通法系国家对于这些外设制度的建构式存在区别的,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进行详细的分析。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大学制度滥觞与西方社会,而今西方大学的发展也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这就决定了在我国确立(或曰
“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概念本身就要受到来自于西方大学价值追求的极大影响,[2]这其中就涵括了对于“自治”的近乎狂热的膜拜情结。由此,大学自治就成为世界范围内现代大学制度的题中之义,也就成为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突出标志的现代大学章程的当然价值追求。
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自治是怎样以不同的路径在大陆法系国家和普通法系国家的大学章程中成为实然的价值追求的。
在大陆法系国家,从可能性要件而言——公立大学的设立通常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一般被视为公营造物和公共利益机构,[3]这就成为大学作为独立法律主体存在和运行的前提。如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校法》第1条即指出:“作为学术性大学是一个法人团体,是州属机构”。[4]因此,大陆法系国家的公立大学实际上作为一种公法团体而具有私法和公法意义上的双重属性。在此基础上——从可行性要件来说,大陆法系又通过一种特有的行政法制度——特别权力关系制度对公立大学公法上的独立和自治给予了充分的保障。特别权力关系是指行政主体给予特别的法律原因,为实现特殊的行政目标,在一定范围内对行政相对人具有概括性的命令强制力,而行政相对人却负有服从义务的行政法律关系。[5]其意义在于“为达成公行政之特殊目的,是所有加入特别关系的人民,处于(比一般人)更加从属的地位。”[6]所谓的“特别”、“更加从属的地位”等集中体现在特别权力关系的纠纷一般不能以提起行政争讼的方式解决。也就是说,在特别权力关系内部,承载这一关系的组织的领导机构是绝对的权威,它甚至能够排斥外部行政的、司法的干预而独立处分其成员的相应权利。而高等学校通常被视为适用特别权力关系制度的典型组织。虽然随着人权保障理论的不断发展,特别权力关系制度的空间极大收缩,但是其在特定范围内排斥外部干预的功能依然存在。在适用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