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新型城镇化
——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支点
编者按岁末年初,以新型城镇化为主题的改革之音逐渐高亢。“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从十八大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新一届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新型城镇化,并进行了重点部署。这向国内外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撬动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支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把“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件最深刻的事情。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球1/5人口的生活品质,是中国执政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用改革创新的思路,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然而,新型城镇化并非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就蓝图,我们无法回避的是,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出现的诸多问题:城市急速扩张、农民被迫上楼、城乡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破坏……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影响中国未来的健康发展,也会影响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
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如何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半月谈记者分赴江苏、浙江、四川、山西、河南、江西等地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听取广大群众、业界专家以及政府官员踊跃建言——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该对忽视进城农民权益、制造“城市边缘人”的做法说不,让农业转移人口顺利转化为市民;应该维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让土地在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财富成为进城农民生存发展的长久支撑;应该大力拓展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发展之路,让新老城镇居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农民市民化:变“边缘人”为“主体人”
不少人认为城镇化对农民来说就是一种身份的转化,事实上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面对的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如何拆除各类政策“屏障”,使其享受到住房、医疗、社保、教育等方面的市民化待遇。
应尊重、保护农民的自主选择权
未来城镇化道路怎么走?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的回答开宗明义:“中国下一步的城镇化绝对不能走以前城镇化的老路,要解决农民进城问题,就要从‘物的城镇化’转移到‘人的城镇化’,而‘物的城镇化’一定要服务于‘人的城镇化’。”
山西省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主任谭克俭认为,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农民,应该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谭克俭说:“由于我国人口多,人口层次跨度较大,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道路并不适合中国,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要鼓励多样性的城镇化形态成为发展的主流。”
“实现城镇化的核心因素是人,这要求尽快有序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补齐‘人的城镇化’水平低、质量差的短板。”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顾益康告诉半月谈记者。
在以城镇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民该移居城镇还是守望田园?一位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专家表示:“地方政府应当尊重、保护农民的自主选择,既不能限制,也不能强迫。”近年来,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地方出现农民
“被上楼”现象:人上楼了,但鸡鸭羊却不能上楼,农民没钱交卫生费、物业费,有的宁愿睡在羊圈里也不愿住在楼房里。
“要防止城镇化快而不优,避免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提醒,近年来有地方片面理解城镇化,采取行政手段迫使农民“上楼”,征用农地。这种大干快上的做法,缺乏冷静思考、科学抉择和合理规划,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很可能欲速则不达。
“新型城镇化应该以人为本。修鞋的、卖菜的和房地产老板都应该在城市得到自己的发展空间。”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刘道兴告诉半月谈记者。
在采访中,半月谈记者也接触到了不少留在乡村就能享受城市生活的农民,何宗汉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55岁的何宗汉是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东榆镇槐树村人。“过去,我们住的是土坯房,喝的是泥巴水。环境太差,养老太难。”何宗汉说,3年前他本打算卖掉家业,离开槐树村去投奔在海南三亚的两个女儿。不过老何还没动身,槐树村就已变了样。
如今的槐树村,土坯房没了,一座座漂亮的楼房拔地而起;水泥通村路直达农家小院,宽阔的村民活动广场美观大气,还配套有公共体育设施;蔬菜大棚、乡村旅游等产业蓬勃发展……精明的何宗汉在家里一楼开了个小型超市,其余楼层开发做农家乐,提供餐饮、住宿等服务。现在,何宗汉不光自己不愿去三亚,还把小女儿和女婿从三亚叫回来照看生意。
拆除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屏障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阻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障碍,然而,仅仅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并不能有效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题。”谭克俭认为,目前亟须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政策调整,包括城市公共管理政策、劳动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