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陶铸夫人曾志回忆录中的党内高层恩怨                                                作者:单世联  建国后的曾志 妇女是中国社会的最低层,在极受政治经济压迫的同时,还得承受夫权的横行。从"五四"时代的反对小脚、走出家庭到革命时代舞枪弄棒、参与政治,现代妇女一改传统造型,"不爱红装爱武装"。虽然革命的男性特征及其严格的组织纪律使女革命者较少展露女儿本色,但女革命者回忆录还是提供了更丰富的革命场景。在女革命者的回忆录很少的情况下,曾志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一书值得细读。一、性解放? 中国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但由于社会革命的对象之一是包括"三从四德"在内的传统伦理,由于共产党在革命动员中以"解放"、"自由"为口号,因此对于参加革命的青年男女来说,革命也包含着婚姻自由、一定程度上还有性自由的意义。曾志记得: 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又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上页51─52) 革命意欲颠覆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革命青年尤其感到原有的道德系统对人***望的约束力,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性自由当作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岂止是知识青年,在闽西,少年先锋队在反封建、反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方面作了大量宣传工作,"一些深受主人欺辱、受公婆虐待的丫头、童养媳,经过少年先锋队的宣传教育,纷纷起来反抗,投身革命。"(上页95)后来成为党的领袖人物之一的王稼祥,1925年由父母包办与一个没有文化的女子结了婚后,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想恋爱的幸福,不去组织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的央寄托了。"(1) 一些青年最初是冲着婚姻自由而参加革命的的。胡也频在小说《同居》中这样描写婚姻自由(包括性自由)的吸引力:"妇女们更快乐更活泼得利害。她们从前都没有出息地关在贫苦的家庭里弄饭,洗衣,养小孩,喂猪,像犯人关在监狱里一样,看不见她们自己的光明,现在她们好象是在天上飞的鸟儿了。她们的生活自由了,没有压迫没有负担。并且不害怕丈夫了。她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和男子们结识。她们还可以自由地和一个'同志'跑到县苏维埃去签字,便合适地同居起来。"(2) 1937、1938年,受斯诺《西行漫记》和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的影响,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怀着对中共和新生活的憧憬奔向延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一度在延安盛行,男女交往相当随意,十月革命后苏俄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很有市场,一些历尽艰辛的老干部率先"与传统作彻底决裂","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成为新生活的标志。但中国革命许诺的只是婚姻自由而不是性自由、性解放,严酷而艰苦的革命最需要的是禁欲主义。最典型的是潘汉年,为了一心从事革命,他在苏联做了绝育手术。革命行为是超道德、反道德的,但革命队伍也需要由外向内灌输的"道德",它要求改造人性,灭绝人性,要求无条件的牺牲、奉献。从国民革命时期章太炎的"道德无我"论到共产革命时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在取消个人权利以服从整体目标的意义上,革命道德与传统道德有相合之处。所以无论中国革命怎样提倡道德革命、文化思想革命,但本质上仍然只是政治革命、夺权斗争,革命者在文化观念、人生观念上仍受传统的隐形控制。即使在政权到手、毛泽东仍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时,他也只是在1958年设想过废除家庭,直到天翻地覆的文革,他也从未提出过性解放的理想。所以,一旦进入革命的体制化阶段,性自由就被坚决地否定。在得知郴州青年的行为后,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大发脾气:"这还了得?晚上男男女女都搂在一块睡,男女都不分了,……这些人也是***,破坏我们的革命道德。如果发现谁再这样,就枪毙,就杀头!"(上页52) 同样,"杯水主义"在延安也只是流行了一小段时期。1939年后,革命的差序等级制度开始建立并严格执行,此后流行的是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二、革命生涯常分手中国革命没有性解放的承诺,但革命者的婚姻确实是比较自由的,这不只是因为革命的目标包含了婚姻自由,也因为革命使革命者处于一种非常规的生存状态中:只有革命同志,没有世俗牵扯;只要上级批准,无需法律约束。以革命需要为原则,男女关系相对单纯。曾志的革命生涯有过三次婚姻: 1927年4月,与夏明震结婚,1928年3月夏明震牺牲; 1928年4月,与蔡协民结婚,1932年10月,蔡协民和曾志挨批,蔡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曾志到陶铸任中心市委书记的福州去,"临分别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到此结束了。"(上页145) 1933年初,曾志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