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婆媳关系冲突的社会成因与解决方案
组长:阳洋
组员:张梦玲
刘潇
陈娇

在家庭关系中一般有着三种关系,即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和非血缘关系。婆媳关系是属于由婚姻关系派生出来的非血缘的家庭关系。婆媳关系——简单的说就是女性通过与丈夫的婚姻为中介而形成的和丈夫母亲之间的关系。婆媳关系既缺乏血缘关系的稳定性又不具备婚姻关系的亲密感,因此,往往就会形成家庭关系中最微妙、最复杂的一种关系。

婆媳关系实际上是在父权家族制度中的女性等级制度,在男性占统治和女性处屈从的地位关系中,传统妇女的生存路线注定是“从父、从夫、从子”。婆婆调教新媳妇折射出了当时妇女被男性和一部分年长的女性所压迫的状况,反映出了她们之间是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媳妇必须俯首听从于婆婆,不得有所违抗。老故事里“婆婆说东,媳妇不敢说西;婆婆打狗,媳妇不敢骂鸡;婆婆说那是马,媳妇一定得说:对!马是长角滴!新婚的儿媳妇不敢睡觉,怕早上起迟了被婆婆骂眼里没老人。”媳妇是没有独立的、平等的人格尊严,在婆婆面前必须要谦恭、服从和忍气吞声。婆婆在家庭中拥有不可冒犯的优势地位和没有限制的绝对权利,婆婆就凭借自己的权威来压迫媳妇,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危险,助长了婆婆的独断专行,尤其是对自己没有“血缘亲情的儿媳”,就是稍微的不如愿,婆婆也会有所草率又致命的举动。“多年媳妇熬成婆”,一个“熬”字,道尽媳妇辛酸。当年轻的媳妇也成为人家的婆婆的时候,她饱受的怨气就发泄在自己的儿媳上。可谓“冤冤相报何时了”。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奉行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婆媳之间的冲突与和睦就以最平凡、琐屑的方式在家庭内部,这个婆媳生活的重心所在的小天地里展开。中国传统社会又高度在乎家庭的伦理关系,对婆媳尤其偏向对媳妇的规训和引导历来就非常的重视,从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就可窥见一斑如:《礼记·婚义》记载“妇者顺于舅姑,合于室人,而后当于夫。”[1] 而封建的伦理道德又为这种为所欲为提供了数不清的理论依据,如《妇戒》中规定:“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是尔而非,尤宜从命,勿得违戾。”显然,封建时代的家长与晚辈的关系,尤其婆媳关系是极不平等的。[2] 婆婆在媳妇面前获有绝对的威信的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古时作家的文学作品多数呈现的都是以“媳妇完全顺从婆婆为特点的和谐情节”,像《窦娥冤》、《秋胡戏妻》、《琵琶记》等,编织出婆媳和睦、相依为命的美丽图景,刻意淡化婆媳之间的冲突,描述媳妇隐忍屈从的美德。实质上古代社会的婆媳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但多数作家缘于对传统文化观念的深刻默认,在这种严密等级制下的婆媳关系的“和谐假象”缺乏反省。当然也有少数作家灵敏的嗅到这不平等的家庭关系,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描述“贾母和孙媳妇王熙凤之间的关系”就在某种程度上僭越了传统家庭的伦理规定,有了一些自由、个性、平等的因素,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是指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趋势,其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是指符合客观规律、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事物,旧事物是指丧失了存在的必然性、日趋灭亡的事物。旧时那种欺压、凌辱媳妇的不平等关系已经不适合历史发展的趋势,新兴的婆媳关系取代落后的婆媳关系是必然的,它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不可逆转和违背的。近现代的中国社会,为婆媳关系的改变提供了条件和契机。可以说婆媳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流趋势是婆媳关系的地位上日渐平等,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
,受到外族侵略和内部政权的争夺,社会急剧动荡不安、生灵涂炭。传统文化也被西方文化急剧地冲击,原先的家庭关系更是受到了强烈的动摇,很多现代作家开始醒悟,自觉地关注婆媳这类题材,代表作像《疯妇》、《原野》、《屋顶下》、《孔雀东南飞》、《寒夜》等经典作品由此婆媳关系所隐含的社会文化内涵开始深度发掘。从五四运动开始,针对传统的儒家思想的革新开始逐渐展开,这个对中国社会的各方面来说都是影响剧烈的。当然,对于婆媳关系这千古难题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其最终的结果——是“要求妇女的解放”。一方面体现在对“夫为妻纲”最彻底的反抗,另一方面也是对一直以来处于从属的媳妇地位的彻底否定。由此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在于,媳妇是了有独立的、平等的人格尊严,在婆婆面前不必谦卑、服从和忍气吞声。媳妇也有了工作学****的权利和自由,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必然发生改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一直处于劣势、始终被压迫的媳妇,似乎第一次真正高昂地站在婆婆的跟前。过去“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定律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