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探索高等教育的“中国道路”——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教授张兴华我国高等教育应该走一条什么道路?这是一个时代话题,也是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学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对这个话题的审视和研究,专家们多是从宏观特别多是套用宏观政治理论来诠释,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抽象,落地不足,有些概念或观点有些牵强,甚至与实际相差甚远最近,研读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教授关于“中外高等教育的反差”的学术报告,大看眼界。他从现象学、比较教育学的视角对中外高等教育的差异进行了详细解读,令人叹服。近日,记者带着“探索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这一命题,专访了邬大光教授。 为何“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记者: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在我国不过一百年多的历史。但一百多年来,我国效仿了多国高等教育模式,什么日本模式、德国模式、法国模式、美国模式、苏联模式等等。遗憾的是,这些模式不能说没作用,但似乎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为什么国外高等教育到中国来就“水土不服”?邬大光:学****和借鉴国外高等教育先进经验,应该提倡。但是一定要从本国国情出发,搞清楚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状况,特别要搞清楚高等教育的属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许多改革思路与实践直接瞄准了西方,尤其是欧美高等教育成为许多研究者和管理者参照的对象。言必谈美国,改必以欧美为参照,正在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范式。人们试图从不同的视角给高等教育改革开出“药方”。但是,这些药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还不够明显,而且有待实践检验。从西方寻找参照系,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传统思维方式,也是最为容易和简单的做法。但是,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许多问题根植于本土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土壤,这些“特殊土壤”使我国高等教育在其发展发展道路选择中,难以从西方经验找到全部答案,或者说西方的经验只有局部的借鉴意义。不难发现,某些在西方看似很好的做法,当试图借鉴到我国操作层面时,就会显得“水土不服”。因此,充分认识中外高教育的差异性及其背后影响因素,对于未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十分重要。记者:刚才您谈到一个观点:中外高教育的差异性及其背后影响因素。这“背后影响因素”,说到底就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倘若认识不清这两个概念,肯定会出现东施效颦或者左顾右盼的现象。邬大光:是这样。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这是共识。作为遗传因子的西方大学模式(理念和制度等),仍然是后发国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标杆。然而,受不同的时空和环境影响,大学的办学模式在不同国家必然会产生调适和变异,这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模仿、学****西方的时期,但其所呈现出来的阶段性和特殊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阶段性从历时发展的角度勾勒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后发追赶模式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特征;而特殊性更多地从空间地域的角度,体现了我国基于国情的办学实践,有别于西方高等教育的问题和路径选择。这样说可能有些抽象,如果我们分析几个具体问题就更加明晰了。譬如学分制,这是大学里普遍实行的一种教学管理制度,但是直到目前,我国推行的学分制与国外大学相比,还有很大差异。首先在国外,学分最初只是学生课程学****的计量单位(credit或unit),后来逐渐具有了依据学分,进行校内资源配置的功能,如经费划拨等。其次,就本质来说,学分制的本质是学****自由,这种自由从形式上表现为学生选择学****内容的自由、选择学****方式或学****进程的自由。好比同样两个人,入学时间一样、学****年限一样,毕业时间一样,学****的课程也都一样,这就是一种完全学年制的做法。相反,如果入学时间一样,但是学****的课程完全不一样,在学年限也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另外完全的学分制。在今天,所谓的完全的学分制与完全的学年制几乎都不存在,更多情况是存在于这两种之间。尽管学分制在我国已推行了多年,但从本质上说,我国大学生的学****自由还是相当有限。从选课自由而言,即使国内一些研究型大学,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最多也不会超过30%。有的学校从表面上看是全校课程百分之百选修,但这种所谓的选修只是经过教学管理系统进行技术性选修而已,实际上还是必修课。而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例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其选修课比例大致在50%左右。从选择学****进程看,尽管国内高校都规定学生可以提前毕业,但实际上比例非常低,多数情况是在给延迟毕业的同学做准备。所以,国内大学每年学生的毕业率至少都在95%以上。而在美国的大学,据全美国的统计,四年的本科生毕业率还不到50%,到时间不能毕业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或许是因为我们的学生学****自主性先天不足,或许是因为中国大学对于就业的关注超过对过程的关注。但不管如何,中国目前这种不足30%的选修课程比例,以及步调一致的毕业方式,离真正意义的学分制还有很长的距离。再从另外一个数据对比看,美国一个本科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