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春秋士范的变迁春秋战国130多个国家简介在东周时期,士是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此时士人作为社会精英的主题力量,承担着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责任。一、起源:士变迁的原因在最早的时代,士是贵族的一个阶层,是社会结构的一环。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而事实上,在分封制为主要政治制度,礼乐制为政治维护和道德诉求的东周时代,臣民的身份具有严格的等级划分。这种政治的划分具体的表现在领土方面。王具有天下,公(诸侯)有国,大夫有家,领土次第减小,而到了士的这一等级,已经完全没有自己的领土,只能附身于大夫或者诸侯。这也使得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出于一个关键性的地位——既是最底层的贵族,又是最高贵的平民。而在礼崩乐坏的东周时期,高层的贵族往往缺乏足够的智谋与能力,太下层的平民又缺乏足够的智能与胆识。所以这样的局势使得士作为一个广大的群体,承担社会的责任,维护礼乐的制度,匡扶国君的过失。基于当时社会对于士这样的期待,因此士的角色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转变,而春秋时期毫无疑问是士范变化的最主要的时期。二、士与君子在传统儒家中,尤其是在《论语》中有一个概念和“士”应该是对等的,这个词就是“君子”。在《论语》里“君子”一词具有双重的含义,第一个是本意,即“君之子”,表达的是一种贵族的身份;第二个是从道德的角度,指的是品质高尚的人。前者如《微子》篇中所载:“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过,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后者如《学而》篇中:“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两种解释的并存,我们就可以确信君子含义的变迁即在于此时。而且我们可以确信这种变迁的相对成功,以致后来的变化,不过是基于这种结果的略微变动而已。那么,这种君子的概念是怎样变化的呢?我们在《大学》中能够寻找到这样的答案:“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礼记·大学》)这段话被历来的学者引用的久了、烂了确实没什么新意。不过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能明德于天下的,是为天子,是王,治国的是大夫,齐家的是大夫,修身的则只能是士,是君子。所以上边(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对“君子—士”的政治要求,而下面(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则是对他们的道德诉求。而这种道德的诉求正是为他们政治的要求服务的。我们知道春秋是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候东周刚刚开始,周王朝作为宗主国在各诸侯国间的地位日趋下降。礼法无用,分封解体,各诸侯国纷纷打起了自己的算盘。但未来的社会应该的发展在此时还是未定之天,因此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各自提出自己学派的救世之策。孔子的观点是“法先王”,恢复一种周礼。对于未来的社会茫然,使得他愈发小心地呵护这个即将破碎的世界。所以他提倡道德的教化,认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道德是遵循礼的产物,而遵循于礼,则有助于增强对于周王的信仰。因此在孔子这里,道德和政治是相互关联的,政治理念就是道德诉求。基于此,儒家的士——文士就这样产生了。二、士与侠问题是恢复周朝的礼法在当时只能是孔夫子的一厢情愿,在稍后于他的墨子恐怕就不会这么想。墨子认为周朝作为一个王朝而言早就灭亡了,现在所存在的不过是和诸侯等同的一个普通国家而已。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这一段历来被看做他思想主张的一个总概括,这是不错的。但要我说,这样未必不能看成他的政治主张的一种概括。因为孔子一开口必然是“天下”如何如何,就算提到了“国”也一定还会提到天下,并且把天下作为最终的服务目标。而墨子把“天下”变成了“天”,就淡化了一个其中掌管天下,沟通天人的一个重要媒介,就是天子。视天子为无物,就是视周王如无物,视周王朝如无物。其次,墨子希望复夏礼,并且尊崇大禹,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激烈的主张。在了解这个主张之前,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学说,叫“三统论”,说是王朝凡有三统:黑统、白统、赤统,三统循环往复,王朝随之兴替。夏商周三代,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所以周武王伐纣时,白鱼跃周,就是商朝之德要归于周的意思。是天命兴周,因而是吉兆。但墨子主张复夏礼,其实有一句话是没说出口的。那就是夏礼固然是周礼向前推两代,但夏德也是周朝的之后一德。换句话说,墨子早就已经视周王朝为不存在,并且寄希望于下一个王朝。所以他的节丧,节用似乎完全是针对周礼的。而尚贤、尚同则又像是对下一个王朝的统治者说话。既然连王朝都视为无物,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