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学会组织与康梁维新派的西学传播
肖承罡
甲午战后至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西学传播的主体是知识界,即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首的维新派。他们是新观念、新思想、新知识的倡导者。他们当时充分运用了报纸、学堂和学会等新型传播媒介,积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新学,致使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与观念在中国得到了传播。
本文主要探讨学会组织与维新派传播西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学会组织在西学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
(一)
甲午一役,清朝败北,泱泱大国见辱于扶桑三岛,割地赔款,可耻之极,屈辱之极。这一事实如雷霆旋顶,唤醒了中华“四千年大梦”。在古代,中国那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处处成为日本效法的榜样,中国俨然成为日本的启蒙老师。现在中国居然被自己的“学生”击败,可见中国的积弱已到了不堪设想的境地。原来的“天朝中心”、“唯我独尊”的观念彻底破碎了,中国的社会心理结构正在发生着多向的变化。中国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意识到,中华民族将有亡国灭种之祸。他们首先振臂崛起,纷纷著书立说,以唤起人们奋起自强。
1895年,维新派著名人士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4篇非常重要的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闢韩》。在其中的《原强》一文中,他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并运用该理论,阐明了国家强弱盛衰的原理。不久,严复又在其译述的《天演论》中,系统地介绍了进化论原理,特别是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经由此而传入中国。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早期的一种社会学理论。19世纪末,英国学者斯宾塞运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有机体有许多相似之处,社会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有如生物个体与细胞之间的关系。他不仅把同质性走向异质性的进化原理应用于社会,把生物学中的变异、自然选择、遗传等概念引进社会学,而且用生存竞争来解释人类的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强存弱汰”。这种用生物学规律代替社会规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本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服务的理论。严复当时介绍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唤起民族的觉醒,与斯宾塞的用意不同。在当时中国新败,面临被瓜分危机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这种理论有一定的进步作用。面对着当时严重的政治形势,这种进化理论成为民族危亡的暮鼓晨钟,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作为一股强劲的、新锐的思潮,这种进化理论几乎充斥且支配了这一时期的思想界、言论界。戊戌维新派更是普遍受到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观点的影响。在近代思想史上,由于这种进化观点的刺激,导致了很多新观念的产生,如存亡观念、竞存观念、群体观念等。这些新的意识,直接或间接加速了传统观念与信仰的消逝。
严复曾留学英国,博通中西学问。在融汇贯通中西文化的基础上,他所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新学,特别是《原强》、《天演论》中所译介的“群学”(即社会学),在以维新派为首的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原强》的基本论点之一,就是强调群体意识。他依据西方的社会学理论,阐述了人类社会个人进化与社会进化的法则,重视人在竞争环境中的合群作用与价值。他指出:“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斯宾塞正是“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而创立群学的。他之所以称社会学为群学,则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