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孙洁今年2月3日是老舍诞生100周年的纪念日,老舍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大家,他幽默的创作风格是他在文学史中不可磨灭的个性中鲜明的特点,同时,这种幽默,也成了本世纪中国文学的甜酸苦辣中较为独特的一味。可以说,老舍的幽默形成于他独有的忧郁型精神气质,而这种气质,又同步于中国现代作家共有的对时代对人生的焦灼与绝望感。当然,有些作家,如鲁迅,面对绝望,选择了战斗加以反抗,不过,老舍却是以幽默来化解与遮蔽它,也正因为如此,这份幽默对于20世纪大多数时期的中国文学实在是不合时宜,老舍山东时期苦心经营的幽默宫殿先经受了时代的冲击,又终于在民族危机尖锐上升的“七七”之后轰然塌陷。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应当说,直到最后20年才为幽默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合适的政治与文化气候,这之前幽默文学的不发达是中国文学走进新文学阶段后背负的沉重历史宿命的一方面表现而已。老舍在山东的7年,即老舍以幽默特色横空出世之后渐入佳境的时期,中国文坛上也出现了一阵子轰轰烈烈的“幽默热”。但是,以《论语》为代表的一批幽默杂志的涌现也好,“幽默年”、“小品年”的短暂繁荣也好,都只不过是两三文人一厢情愿织造的假象而已,注定了好景不长。这一来是因为这些幽默文学的逃遁倾向的确不利于它们向纵深处的发展,二则因为尚处于发轫期的中国幽默文学还不具备向主流文坛挑战的实力。中国幽默文学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失调致使它的发展在30年代、抗战时期以至整个40年代都远远落在讽刺文学之后。老舍进入抗战时期后搁置了幽默创作却磨砺了讽刺之笔也属大势所趋。在“幽默”一词方经林语堂译出,还未得推广,大多数知识者并不习惯于用它的时候,周作人说:“我只觉得我们不很能说‘为滑稽的滑稽’,所说的大抵是‘为严正的滑稽’,这是我所略觉不满足的。”(《滑稽似不多——通信二》)周作人以自由主义观幽默,似乎更能看清幽默之在中国的难以成器的病因所在。现代讽刺文学与幽默文学的不同发展情状正是现代社会更多地提供了“为严正的滑稽”的气候的结果。尽管在重重约束之下,老舍的幽默创作仍然顽强地发展与完善着自己,从而成为20世纪中国幽默文学的代表。检点现代幽默文学史,真正具备底蕴——深刻的哲学心境,浓烈的同情倾向,以及合宜的与入木三分的表现——的幽默作品为数不多,老舍山东时期的《离婚》、《骆驼祥子》因之就格外突出。现代文学史上最可一论的幽默作家还有以文学创作为余事的钱钟书。他的《围城》对人生之荒谬圈套的把捉更是以深不可测的绝望为内核的;他的幽默论(《写在人生边上·说笑》)对“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致使“幽默品格降低”的指责,是对“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的不以为意也是对真幽默之稀见难觅的一声黯然轻叹。新时期北京作家群自觉追步老舍,语言的刻意模仿与文化态度的趋同明显多过幽默的习染,这主要是因为幽默更多地依赖于创作主体的个性秉赋。尽管如此,老舍的幽默仍然因为这些作家在新时代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再现。这也是30年代老舍在幽默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绩的又一表征。所谓“京味作家群”前后,还有王蒙逞才的幽默与王朔带“痞气”的幽默堪称独树一帜。而无论是王朔、陈建功还是王蒙,这些作家的幽默都有过于辞气浮露的缺陷。新生代的代表作家多作出一副冷漠于价值关怀、拒绝读者的姿态,在远离固有创作观念的同时他们也自然而然地远离了幽默。倒是作为新文学传统赓续的“严正的幽默”在少数作家的笔下还在焕发出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