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9世纪西方文学中吉普赛女性形象创作的美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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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吉普赛女性形象作为“自由”的象征,是l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美学追求。而吉普赛女性形象与吉普赛女子的真实情况迥然相异。究其原因,创作主体因审美感知而形成审美表象,主体在审美情感的驱动下,进一步展开审美想象。诸多吉普赛女性形象,是创作主体借助审美想象的“完形”手法,亦真亦幻地塑造出来以表达其内在精神的追求。具体表象中渗入了创作主体的主观意识和情感态度后,作为审美意象的吉普赛女性形象随之而生。
关键词:吉普赛女性形象;“社会集体想象物”;审美想象
约在六世纪时,阿尔泰地区的突厥人强盛起来,居住在印度北部旁遮普省的一些吉普赛民族部落,于10世纪左右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踏上了流浪的征途。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磨砺,逐渐形成了他们自由无羁的天性。吉普赛人浪迹世界各地,约在14、15世纪,他们流落散居到欧洲各国。伴随着大篷车,他们的足迹遍及欧洲各个角落。继而西方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吉普赛形象: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塞万提斯创作的《吉普赛姑娘》;古典主义时期法国的喜剧大师莫里哀的《司卡班的诡计》中皆隆特的儿子赖昂德爱上了一位吉普赛女郎;尤其值得研究的是,19世纪出现了普希金的《茨冈》,列夫·托尔斯泰的《茨冈人生活的故事》,梅里美的《卡门》,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高尔基的《马卡尔·楚德拉》等,都塑造了浪漫美丽、独特而鲜明的吉普赛女性形象。
l9世纪的作家如何创作出此类形象?我们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点,来进一步探讨其中的深层原因。目前,学术界对于此类形象的研究大多囿于社会批评的角度,而少于从创作主体出发去求根溯源。
一、吉普赛女性形象是“自由”的象征
19世纪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如拜伦、歌德及雨果以朝圣的心情认为“东方是一种可以使人获得解脱的形式”[1]215歌德在其《逃亡》(“Heglre”)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北方,西方和南方,分崩离析,王冠已爆裂,帝国在颤栗。逃走吧,逃向东方这块纯净的土地,品尝一下那些酋长们所创造的奇迹!”东方在西方的心目中成为神奇的理想之地。[1]215世纪后期到l9世纪中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浪漫主义精神之风横扫整个欧洲文明。它先出现在文学领域,后又波及绘画和音乐中。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追求有朝气而热情的个人生活,以及喜欢奇异的东西。浪漫主义艺术家的生活充满爱情传奇,热衷想象或现实中的异国情调。法国的夏多布里昂坐在伦敦肯辛顿公园的大树下,写下了描绘北美原野和印第安姑娘为爱情而死的小说《阿塔拉》;英国诗人柯勒律治也写了《忽必烈汗》(未完成);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也创作了《阿尔及尔妇女》、《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19世纪文学家塑造的吉普赛女郎,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
吉普赛人被认为是自由、爱情、歌舞的象征由来已久的。荷兰画派的奠基人哈尔斯(1581~1666)的代表作《吉普赛女郎》,表现的是尼德兰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后,新教徒追求自由的时代倾向。画中的吉普赛女郎无拘无束的天性表现得非常生动。特别是那扭头一笑,会心中透出无伤大雅的轻蔑与嘲讽。
19世纪俄罗斯“民族文学之父”普希金,于1824年创作的浪漫主义叙事长诗《茨冈》。其中的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