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以宋至清中期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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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稿拟对前近代中国史的后半部,即宋至清中期约九百年间的研究现状与课题试作一综述,其中不仅叙述日本方面的研究,亦就管见所及,言及国际性的研究动向。从时期来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研究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又处于冷战结束后的政治状况及“近代相对化”的文化潮流中,研究者的意识也发生了变化,即以这20年来的动向为中心,同时亦涉及从20世纪迈向21世纪的长期展望。
还有,我是专门利用汉语文献进行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而本稿应涵盖的研究范围,无论从时期来说,还是从使用的语言来说,都大大超出我的能力。凡超出我能直接把握的那些部分,则参考了各领域专家所整理的研究动向①,当然,本稿论旨之责由我来负。
一史料状况
档案史料的整理与公开。宋至清史研究的史料状况,可以说这20年间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其变化之一,尤其是有关清代的庞大档案史料的整理与公开。所谓档案,狭义来说指官文书,广义来说也包括契约文书等地方私文书,而不论哪一方面,研究者所能利用的史料数量都有飞跃性的增加。20世纪明清史研究中,以一直被广泛利用的《实录》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官方编纂物及地方志、文集之类,当然现在仍未失去其重要性,而作为第一手史料的档案的利用,近年来惊人增加,说清史研究迎来了
“档案时代”亦不为过。
紫禁城内所保存的明末至清末的中央档案,渡过了民国初年散佚、毁灭的危机,20世纪20年代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者开始整理,后来主要由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研院负责的整理出版工作,至今仍在进行。70年代后半期以来,北京和台北双方陆续出版了奏折、起居注、上谕档、题本等大型系列。以特定的专题为主汇集相关档案而印刷的资料集,亦出版很多种②。用缩微胶卷和数字光盘也可得到这类资料。
除中央政府的档案之外,近年来进展迅速的是地方衙门档案的利用。台湾的淡新档案早已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陆开发的四川巴县档案和北京的顺天府档案等府县级别档案亦引人注目,经过整理为研究者利用成为可能。此外,以民间保存下来的契约文书即私文书为中心的地方文书,也可举出台湾文书和徽州文书,以其为中心的整理与研究颇有进展,并被定位为探索地方社会实态的重要史料。
这些官私档案的公开,特别对清史研究者应说是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史料宝库,而对其进行充分利用则未必十分容易。对于今后致力于利用这些一手史料的研究者来说,掌握在庞大的史料之海航行的指针与技术,了解个别专题和史料定位的广阔视野,正确利用档案史料的文书学知识等,恐怕从未像今天这般重要。20世纪的中国史学,形成了被称为
“甲骨金文学”、“简牍学”、“敦煌学”等独特的学科,而“明清档案学”以及徽州研究者所谓的“徽学”,也许可确定为这些独特学科中的一员。
多语言性的研究。如下文所述,近年来宋至清代的研究,可明显看出这种动向,即摆脱一国史性的中国史研究,或以汉族为中心视角的相对淡化。这种研究动向,也是与超越汉语框框而使用多语言研究者队伍的扩大结合在一起的。对原来以汉语文献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出明确批判而清楚显示这一动向的,是元史(蒙古时代史)领域。认为蒙古时代是世界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阶段,并向日本一般读者广泛强调其意义的杉山正明,主张日本的元史研究具有三重构造:①利用汉语文献作为中华王朝之一的元代看待的“宋元”史研究;②利用汉语乃至蒙语等“东方文献”探索“中国征服王朝”潮流的“辽金元”史研究;③利用“东方文献”及波斯语史料等“西方文献”作为贯通东西方问题的“蒙古时代史”研究。他指出这三个方向同时并存,并举出近年来显著的动向之一是将汉语史料和波斯语史料作为双璧,对涉及蒙语、藏语、拉丁语、维吾尔语等20多种语言的基本史料,以严密的语言文献学方法致力探究的研究者正在增多
③。
工具书等的充实。与可利用的史料本身扩大的同时,对研究者来说具有更大意义的是,目录、索引等工具书与译注,史料的校订和集成,以及因基础准备性工作而成为可能的研究便利性之增大等。特别是在宋史领域,以往工具书和译注等出版物一直很丰富,而近年来这一进程又加速了,介绍工具书类的可用性工具书也出版了④。在中国大陆,《全宋文》(1988年—)、《全元文》(1998年—)的编辑出版正取得进展,亦应特书一笔。
还有,作为近年来应注意的动向,必须举出史料的电子信息化动向。据说台湾中研院继二十五史、十三经之后,正在制作明实录和清实录的数据库。明清题本等档案,也以图像信息的形式被公开,研究者通过因特网从外国直接读取这些档案资料,正在成为可能⑤。在日本,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