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20世纪炎黄文化研究的考古学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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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炎黄文化是中国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近年以来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多年来,许多学者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进程,炎黄文化研究和文明起源的探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推动这一问题研究不断向前发展。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或探索的问题,炎黄文化研究仍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20世纪;炎黄文化研究;回顾与思考
一、前言
早在先秦时期,即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局面,自汉代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择其言优雅者”作《史记·五帝本纪》以来,中国上古史研究经历了信古、疑古到考古这样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司马迁建立了“五帝”的上古史体系后,后世多认为信史,把黄帝时代看作中国上古史的开端,并把黄帝或炎黄二帝看作是华夏的人文始祖。一方面,这种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感形成了极强的凝聚力,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历代添加甚或虚构而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也使治上古史的学者们产生了许多困惑和怀疑。于是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盛行,认为东周以前无信史,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然而正如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李济先生指出的,“这段思想十分混乱的时期也不是没有产生任何社会价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国的考古学”。正是考古学的出现开辟了认识上古史的新途径,才为解开中国史前史之谜找到了一把钥匙。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经历了信古、疑古,最后走向考古。
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起,经过几代考古学家们数十年的发掘和研究,获得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考古资料,中国的史前文化和三代文明,在考古学家的锄头下逐渐显现出来;人类的起源、农业的起源、文明的起源这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就炎黄文化研究而言,“考古发现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人们认识到,只有把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乃至其他学科的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才是重建中国上古史、研究炎黄文化的正确道路。
然而,“对古史的怀疑与对古史的重建是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最主要的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不但贯穿于二十世纪的始终而且将波及下个世纪。”因此,对中国上古史和炎黄文化的研究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是十分必要的,但实际上,笔者并没有能力对数十年来炎黄文化的研究做一个全面的总结,只能从考古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历程做简略的回顾与思考,企望能对今后的研究有所促进。
二、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
(一)20世纪50年代以前
20世纪前期,考古发现对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最大影响,是
“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卜辞和敦煌汉简等的发现开始,学者们就开始尝试将地下材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研究古史。特别是王国维利用甲骨材料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商世系基本可靠,进而建立了“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由殷墟甲骨发现而引发的殷墟考古发掘和一系列新发现,则进一步把殷商史建立在无可置疑的实物证据基础之上。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前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则把中国境内有人类的历史追溯得更为古远。1920年法载的夏部族的活动地域,认为“从许多传说较可靠的方面推测,仰韶似为虞夏民族遗址”。而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东、西对立分布似乎为当时颇为流行的“夷夏东西说”提供了依据。特别是徐旭生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陕西渭水流域调查时,曾发现了西安米家崖、宝鸡姜城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将传说时代的部族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认为
“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
但新的考古发现对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而言,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及石器的发现,虽然证明中国在距今数十万年前的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生活、居住,但这些文化与传说时代或炎黄时期相距太远。新石器时代大约相当于传说时期,“尤其是仰韶、龙山两大系文化同传说时代的古氏族的关系一定很密切。但关系的详细情形如何及如何地变化,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几乎毫无所知。我们也不敢捕风捉影地去附会,所以暂时也还不能谈。”当时的考古学家们对炎黄文化的研究大都挣慎重的态度。
(二)20世纪50—80年代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不断拓展着人们的视野,学者们相信:“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素质,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一些考古学家们开始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