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前言
王沂孙是宋末元初的词人,身世沦微,事迹不见于史传,现存生平资料很少。清代查为仁及厉鄂编撰的《绝妙好词笺》,曾经采集资料为词人考订生平,关于王沂孙,仅著录有:“沂孙,字圣与,号碧山,又号中仙,会稽人,有《碧山乐府》二卷,又名《花外集》。”又引《延佑四明志》云:“至元中,王沂孙庆元路学正。”
王沂孙是南宋末期词人中特别以咏物著称的一名词作者,他的词作传世的不多,各方面辑录不过六十余首,然而,其中标明咏物的作品,则竟有三十四首,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其实在南宋词人作品中,咏物已成为一项重要内容。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周密、张炎一些名家都留有不少咏物之佳作。因而,这样看来,王沂孙数量颇丰的咏物词并不是什么怪事。
咏物之作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渊源甚早,这大概与中国诗歌重视体物言志的传统有关。《毛诗大序》就曾经将诗歌的创作推于“情动于中,而形语言”,以为“情动”是诗之起源。《礼记•乐记》中又有“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这又将“物”与“心”之间的关系推为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1]。这在中国历代诗文评论中都可得到证明,在此就不一一赘述。词作为一种抒情文体,自然也具有体物言志的功用。
从叶嘉莹先生在《唐宋词名家论稿》中提出的咏物词“隐语”“铺陈”创作方式的一些观点来看,咏物之作既以写物为主,所以在创作时就容易走向“隐语”及“铺陈”的方式,即咏物为主,诗歌词作明眼看来皆为写物,不着作者感受喜好,实则大多以描摹写物托其心志,隐晦曲折的表达作者心意,作品自然走向“隐语”的方式。而且,咏物之作又往往因为作者所处的环境和经历的关系,而形成或偏重于喻托,或偏重于社交等不同的内容性质。“喻托”,顾名思义即以比喻或象征等手法令所咏之物有所寄托。因而不论“隐语'还是“喻托”都需要词作者使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实现,例如:比喻、用典、象征、借代等。吴则虞先生的《花外集》笺注中把碧山的词作分为四类[2]:第一类:是有寄托的,主题思想鲜明;第二类:是拈题分咏之作,不一定有寄托;第三类:是没有寄托的;第四类:是赝品。吴先生所分第一类就是喻托性明显的词作,如:《蝉〈齐天乐〉》、《牡丹〈水龙吟〉》;第二类就是社交性明显的拈题之作,如:《橄榄〈解连环〉》,不一定有寄托。就碧山“有寄托的”咏物词来说,王沂孙作为咏物之集大成者[3],他对这些创喻托之境的艺术手法的使用十分娴熟,周济谓其“思笔双绝
”[4]。碧山的这类咏物词以咏物为名,借咏物又发幽微之感词,意在言外,喻托性很强。这些都与他善于用典是分不开的。袁行霈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评价王沂孙道:“善于隶事用典,他不直接描摹物态,而是根据主观的意念巧妙地选取特定含意的典故与所咏之物有机融合,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感相互生发。同时擅长用象征和拟人的手法,用象征性的语言将所咏之物拟人化,使之具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象征意蕴,因而他的词往往被认为有深远的寄托。”[5]从这一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碧山词作的主要艺术手法就是使用典故。
袁行霈先生的这一评价引发了笔者的浓厚兴趣,因而决定就王沂孙咏物词及其用典进行研究,希望以此增加大家对王沂孙咏物词更多的认识。
一作品综论
王沂孙现存作品不多,现在能看到的仅有《碧山乐府》,亦即《花外集》一卷,收有词作五十一首,另有《绝妙好词》辑录的七首、《阳春白雪》辑录的六首和自《花草粹篇》辑录的一首,汇总起来不过六十五首词,笔者所用的《花外集》版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吴则虞笺注本,收录有上述六十五首词。
这六十五首词,就题材而言,可归纳为咏物、酬赠、节序、感怀抒情等四类,其中三十四首为咏物词,酬赠七首、节序二首,依照题序的有无,又可分为:有题序的五十一首,无题序的十四首。但王沂孙的词毕竟是以咏物得名的,而又多用典事,所以本文就从其咏物词和咏物词中的用典来加以分析。
作品对象
王沂孙咏物词共三十四篇,以下将碧山咏物词作归纳分类如下:《南浦•春水》二首、《眉妩•新月》、《花犯•苔梅》、《疏影•梅影》、《一萼红•石屋探梅》、《一萼红•红梅》二首、《法曲献仙音•聚景亭梅》、《露华•碧桃》二首、《水龙吟•牡丹》、《水龙吟•海棠》、《水龙吟•落叶》、《绮罗香•红叶》二首、《水龙吟•白莲》二首、《解连环•橄榄》、《三姝媚•樱桃》、《庆清朝•榴花》、《庆宫春•水仙花》、《扫花游•绿阴》三首、《摸鱼儿•莼》等二十六首词。《齐天乐•萤》、《齐天乐•蝉》二首等共三首。《一萼红•题花光卷》、《西江月•赋雪梅图》、《踏莎行•题草窗词卷》等共三首。《天香•龙涎香》、《高阳台•纸被》等共二首。
从目录中可以统计出王沂孙所咏的对象主要有十九个,分别为:春水、新月、梅、碧桃、牡丹、海棠、落叶、红叶、白莲、橄榄、樱桃、榴花、水仙花、绿阴、莼、萤、蝉、龙涎香、纸被。
词作风格
关于王沂孙词作的风格,历来说法颇多。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