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之本义与引申义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有一段广为流传的名言:“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可以说,毛泽东对司马迁这句名言的解释已经深入人心了,世人对《报任安书》中这句名言一般也是这么理解的。然而,笔者仔细考察司马迁《报任安书》及《史记》相关内容,以及古人对这句名言的理解,发现这一解释非但不是司马迁本意,甚至其指称的内容几乎与司马迁本意完全相反。《报任安书》乃司马迁借答复任安之机,为抒发长期郁积于胸之愤懑、及表达其为完成《史记》而隐忍求生之顽强意志而作。信中用很大篇幅专门解释为何自己遭受下狱与宫刑之惨辱却不***。因为汉代惯例,大臣如遭皇帝严谴或下狱,为了维护尊严、不受侮辱,大多会在下狱前***,最著名的如张汤、萧望之、杨震等等。司马迁在信中字字泣血地控诉了腐刑(即宫刑,据说人遭受宫刑之后会腐臭,故名)这一“极刑”(极端侮辱人格之刑)对其身心伤害之惨烈。按理说,司马迁应该在下狱之前***,以免遭受奇耻大辱。何况他既没有父母妻儿之牵挂,也并非贪生怕死之辈,用他自己的话说:“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报任安书》)奴仆婢妾尚能***,难道太史公连他们都不如?当然不是。司马迁说他之所以选择受辱而不***,是因为他向来就确立了一个观念:“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这就是说,人总是免不了一死,但要怎么对待死亡呢?在不同的情况下,要采取不同的态度:有时候要把死当作像泰山一样神圣庄重的事情来对待,不能轻易就死,必须妥善保全性命;有时候要把死当作鸿毛一样简单轻易的事情,可以毫不犹豫地去死,丝毫不必吝惜或顾忌畏葸。显然,司马迁选择了前者,把死看得比泰山还要重大,不能轻易为之,因为《史记》这部鸿篇巨著尚未完成,如果他中途***,必定前功尽弃。他忍一时之辱,而重万世之名,故而隐忍求生:“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他又举了许多伟人名人受辱受困却又永垂不朽的例子以自勉:文王被拘演《周易》、孔子受厄作《春秋》、屈原遭逐写《离骚》、左丘失明撰《国语》、孙膑膑脚著兵法、不韦迁蜀传《吕览》、韩非囚秦著奇书。以司马迁当时的处境和心情,他最能体会这些先贤的苦心孤诣,并与他们产生深深的共鸣。他自己也说,只要能完成《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就算是死一万次都无怨无悔。然而,这种想法只“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何为智者?忍辱负重以完成伟业之人也;何为俗人?不堪受辱及早自裁之人也。可见,“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句话就司马迁之本意所指而言,恰恰与通俗解释相反。司马迁并不是讲死亡的意义或价值,而是讲对待死亡本身的态度:如果认为不值得死,死就重于泰山,那就必须忍辱负重;如果认为值得去死,死就轻于鸿毛,那就可以勇敢献身。用司马迁的话说,前者是“重其死”,后者是“不重其死”。《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中,记述了季布与栾布对待死亡的两种不同态度,正好与司马迁提倡的生死观相对应。季布原为楚将,为人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