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化倾向,各种建立在理性预期和个体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价格粘性模型相继出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着整个西方经济学的行为转向[1],经济学家试图把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建立在更深层的个体行为之上。越来越多的宏观经济现象在引入了行为学分析之后得到了较为令人满意的解释,有迹象显示,行为分析将成为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不同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凯恩斯理论的纷争,行为宏观经济学并没有刻意为自己贴上凯恩斯主义或者反凯恩斯主义的标签,相反,其理论研究是问题导向的。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在颁奖典礼2上发表了题为“行为宏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行为”的演讲[2]。在这篇演讲中,阿克洛夫列举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难以解释的六大宏观现象。这些现象包括: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有实质性影响;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的偏离并未导致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加剧;普遍存在的储蓄不足;股票市场的过度波动;社会底层阶级的身份认同和贫困问题。通过引入行为学和社会学的分析,行为宏观经济学为这些现象提供了具有行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解释。严格地说,行为宏观经济学并不能称得上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因为它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范式,也没有系统的可供检索和识别的方法论、假设和准则。这源于行为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缺陷,但同时,这种方法论上的不确定性也使得行为宏观经济学具备理论建构上的开放性,从而有可能创造出一种超越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新理论。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梳理行为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而是要探究宏观行为方法的意义。有鉴于此,我们在一般性地论述行为宏观经济学之行为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之后,以较能体现行为宏观经济理论特点的储蓄不足问题和劳动市场的相关分析来探讨其方法论的意义。二、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行为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论来源于经济学中的行为主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学中一股行为主义的研究浪潮逐渐兴起。这场理论革新运动至少可以追溯到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他所提出的“有限理性”假设下的决策科学直接推动了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而西蒙本人更是认为,包括马歇尔在内,康芒斯、凡勃伦、熊彼特、3卡托纳(eKatona)、莱本斯坦(HarveyLeibenstein)、温特(SidneyWinter)等人都可以称之为行为主义者,因而制度经济学也被认为是早期正统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一般认为,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反叛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拒绝将实证主义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第二,认为将演绎推理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是不充分的;第三,不赞同均衡及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倾向于研究非均衡的过程;第四,批评经济学模型的简单化倾向,尤其反对以单一的理性当事人的最优化来使所有的经济行为模型化。[3]行为经济学认为,在前提、理论形成及结果检验三个方面,经济学理论都应该有所革新。在理论前提上,行为经济学认为,应该充分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组织理论、决策科学的成果,以增强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真实性;在理论形成上,应该更强调解释真实观察到的行为,而不是分析行为可能发生的逻辑条件;在理论结论的检验上,应该吸收更多样化的实证研究方法,比如利用调查和实验室数据进行的分析。应该说,行为经济学对以新古典分析方法建立起来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评判是中肯的,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对经济学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早期行为经济学的进展却并不大,原因在于,其相关理论要么流于简单的批判,却缺乏理论建构;要么是各家观点的大杂烩,没有规范的模型推导;要么只是提出解决特殊问题的特殊理论,无法进行理论的一般化。可以说,早期行为经济学最大的问题在于放弃了经济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均衡和最优化,而这正是经济学得4以建构并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原因之所在。因此,他们不能把其他社会科学的成果很好地融合到经济学模型中,提出易操作的命题。针对其自身存在的问题,行为经济学着力于提出更丰富的行为假定,并考察由这些行为假定所刻画的经济当事人如何调整最优决策方式,从而如何影响均衡结果。在这方面,阿克洛夫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阿克洛夫1984年的论文集《一个经济理论家的故事集》(AnEconomicTheorist'sBookofTales)的前言可以看做是一篇行为经济学的宣言。阿克洛夫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基于单个经济人自利行为的市场均衡;经济人的预期,即使不是绝对精确,就其各自所面对的环境而言也是充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预期是理性的。其中蕴含的潜规则是,只有那些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当事人所采取的行动所表现出来的经济现象才会在经济模型中被考虑到。不放宽这一规则的限制,就无法解释一些显而易见但又有悖于新古典基本假设的经济事实,比如高非自愿失业率的持续存在。诚然,这种个人主义的最大化行为假定能够得出很多有趣的结论,但它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