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风雨中摇曳的女人花
——试论东西小说中的悲剧女性形象塑造
[摘要] 东西的小说创作始终关注普通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光彩照人、熠熠生辉。这些来自乡村或城市的女性因为身体的残缺、家庭的缺失和人性的扭曲等遭遇而上演了一场场悲剧。东西小说通过对她们悲剧人生的书写和形象塑造,体现了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现出作家的悲剧意识,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对世俗化的批判和理想人性的呼唤,“提醒人们直面那些被遗忘的现实”。
[关键词] 女性形象;悲剧意识;文化价值;历史反思;世俗批判;人文关怀
东西的小说始终关注普通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始终以幽默讽刺、戏谑调侃、既轻松诙谐又沉重忧伤的语言叙事风格剖析现代人的生存苦难和生命不幸,演绎出一曲曲生命的哀歌。综观他的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在他笔下的众多人物形象中,最光彩照人、熠熠生辉,最能打动人心的,往往是那些被欺凌、被损害的女性悲剧形象,如《耳光响亮》中的牛红梅和何碧雪、《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的蔡玉珍、《后悔录》中的吴生和张闹、《祖先》中的冬草、《原始坑洞》中的秦娥等等。她们的悲鸣与叹息,愤懑与孤寂,不甘沉沦而做的苦苦挣扎,都直逼人们的内心深处。这些女性来自农村或城市,因身体或心灵的残缺,因家庭和亲人的冷漠,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心灵的异化。作家将这些形象放置于历史荒诞与社会进步、个性泯灭与道德沦丧的现实中进行刻画,从而使她们上升为某种生活现象的符号,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本文通过对东西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整体概说,分析其悲剧的根源,指出这些形象塑造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现出作家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和对世俗化的批判,“提醒人们直面那些被遗忘的现实”。[1]
一、东西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古今中外,一致地把女性比作花,可惜的是由于现实生活中无情风雨的摧残,本应盛开的花却往往早早地飘零、枯萎、凋谢了。东西从生活出发,从自己的所见所闻中提取素材,描摹女性的悲哀与挣扎,以一个作家的独特见地挖掘蕴藏在女性身上的巨大力量。
东西的创作经历横跨乡村和城市两大“部落”,不仅将笔触聚焦在自己熟悉的乡土记忆中的农村女性,也瞄准了游弋在城市边缘的“都市女性”(并未真正融入到都市大潮流中)。作家轮番在这两片净土上耕耘,不断创造出处于弱势地位的生命之花。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不管是主人公还是次要人物,都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些植根于现实生活土壤中真实可信的形象,历史跨度大致锁定在上世纪60年代至社会急遽转型时期,但也有几个形象是置身于解放以前,如《祖先》里的冬草和竹芝、《白荷》里的白荷、《相貌》里的云秀、《断崖》里的盘四妹等。作家对她们并没有浓墨重彩,只是以拉家常式的笔法,使人物的主要特征凸显,女性形象便呼之欲出。
(一)苦难中挣扎的乡村女性
叙事主体与文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作家在创作时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追求、理想等主观因素融进作品。对生于桂西北农村并从小深谙农村生活的东西而言,乡土记忆没有理由地成为其仰仗的文学资源。作家对贫苦有着深刻的体验,“吃粗糠野菜算不了什么,贫苦疾病是家常便饭”。[2]他非常重视题材与作家自身之间的亲密性,于小说中极力描摹与控诉苦难,于苦难叙述中对在贫困生存环境下和苦难中挣扎的乡村女性的经历极力渲染,对土地和祖辈的生活进行了无情的审视。
《祖先》中桂平巨贾冬铁甫的女儿冬草,“为了爱情”,怀着一颗良德之心,辛辛苦苦把丈夫光寿的灵柩护送到乡——一棵枫,却被光寿的原配竹芝拘留下来,供给村里的男人淫辱以换取水田,后来又被迫嫁给一个丑陋无比的男人扁担。在这个物质生活贫困、人们素质不高的地方,冬草就这样先是充满屈辱然后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最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乡村妇人。通过这妇人的一生,我们看到了乡土的力量和人物的忍辱负重精神。乡土的强大力量溶解了一切,无情地塑造着生活在它怀抱里的人的历史,而人在其中无可奈何却顽强挣扎。小说中的另一女性竹芝的命运更加悲惨,水田被儿子见远嫖光后只能靠磨魔芋、吃魔芋度日。死后就因为一对玉镯,她的坟墓当夜被人挖开,尸体被狗撕咬成无数块。两个女人的遭遇都很特殊,却包含着普遍的意义:命运难以抗拒,为了生存,先辈们不得不负重挣扎,在命运之途上苦苦跋涉。
《目光愈拉愈长》的农村妇女刘井,命运也如冬草一般悲惨。她的不幸,来自好吃懒做的酒鬼丈夫马男方的无端猜疑和伤害,来自丈夫的妹妹马红英竟然拐卖自己侄子的丑恶行径,来自儿子马一定的丢失和出走。灾难纷至沓来,给这个无助的农村妇女一次又一次打击和伤害。她想反抗,想逃离苦海,要与丈夫离婚却不被允许;思儿心切却只能将目光拉长,想象儿子过上好日子的情景。此时,我们不得不折服于这种女性抗争命运呈现的生存奇观和背后蕴蓄的原始伟力。刘井也因此名副其实地成了当代乡村苦难女性的代言人。
(二)游走在都市边缘的女性
改革开放